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爱因斯坦 转载
尽管曾以“极端的社会主义者”自居，但爱因斯坦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总体来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较温和的，基于基本的社会认知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带有空想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就其来源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层面，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联合提出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弊端；二是价值层面，即出于伦理道德的要求，出于个人同社会目标相统一的需要。
201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在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生前身后，他的科学成就，无论人们理解与否，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到了普遍的崇敬，代表了人类理性的高度。
科学之外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作出的一系列划时代科学发现，刷新了人们的宇宙观，时空观，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此来说，爱因斯坦在BBC于21世纪前夕举行的“千年思想家”全球网络评选中位列第二名（第一名为马克思），与马克思、牛顿、达尔文、康德、笛卡尔等深刻影响了人类思想的人物同列，是当之无愧的。
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爱因斯坦就社会政治问题所作的许多思考和行动，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另一面——不只是探索宇宙、时空、物质，还关心社会、道德、战争与和平。
同许多科学家不同，爱因斯坦并不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中的学者，也绝不是唯科技主义者，相反，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对社会矛盾、国际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科技的两面性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不遗余力地在重大事件中表态、发声，站出来呼吁和行动，担负起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曾经批评知识分子不问政治的冷漠态度，呼吁大家勇于担当，为重大问题作出行动，为人类未来负责；对于他所了解的社会黑暗和不义行为，他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态度，公开谴责，否则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一战爆发后，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保卫祖国”效劳，为本国的军事行动辩护，爱因斯坦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发表反战宣言，积极参加德国的地下反战活动；纳粹上台前后，他时刻警惕德国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公开反对纳粹的法西斯行径，号召民众拒服兵役，以致被德国法西斯悬赏通缉，不得不移居异国。
二战中，发现德国有研制原子武器的迹象，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陈述利害，促成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又反思核武器这一“潘多拉盒子”的危险性，反对美国研制破坏力更大的氢弹，批评美国搞核垄断、核讹诈，揭露美国对外实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化、新殖民主义和对内高压的法西斯化，指斥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歇斯底里的反共反苏行径，以致被麦卡锡主义者列为“颠覆分子”“美国的敌人”，受到调查和监控……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爱因斯坦关注的重点，世界和平是他一生的追求，为此他作了不懈努力，也由于认识局限性和过于理想化（他曾表示自己在社会问题上受感情影响较大），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如反对一切军事行为、支持甘地的非暴力、消极抵抗，呼吁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等；也因此一度受过西方国家假和平、真备战，借联合国打压他国的霸权阴谋的蒙骗。但他对和平的追求始终是真诚的，一贯的，因而他也时常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反思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勇于发声而不畏风险。一旦发现谁才是战争推行者、和平破坏者，爱因斯坦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并不遗余力地为反战进行号召、呼吁，从不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打压而屈从强权、违心说谎，对法西斯德国是这样，对二战后日益军国主义化的美国也是这样。
作为犹太人的一员，爱因斯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偏见、民族压迫，不光为本民族的自由呼吁，支持犹太人的不屈奋斗，也同情世界各地的受压迫民族和群体。他在1922年底赴日本讲学途中，两次经过上海，在旅行日记中留下了对普通中国人的印象，记述了中国人的勤劳和苦难，由衷地表示同情。他看到“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后，他呼吁西方各国断绝对日贸易，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国内抗日呼声高涨，发生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救国进步人士的“七君子事件”，爱因斯坦闻讯后当即签署联名信要求无条件释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作出正义声援；他还多次就美国的黑人问题发表看法，指斥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和谬论，呼吁真正的平等。
爱因斯坦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呼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至死不渝，老而弥坚。他在去世前几天，还签署了呼吁和平、警惕核战争危险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他临终前几个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没有谈他辉煌的相对论，也没有谈他晚年穷数十年之力探索的统一场论，而是对两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忧心忡忡：一是美国压制民权的法西斯倾向，二是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可能会引发的战争危险。对宇宙空间、物质本原的幽思玄想，没有湮灭他对纷繁尘世的深沉关怀，对现实危难的真切担忧；对浩渺宇宙的终极思考，往往被人世间沉重的现实引力所召回。
“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
除了国际问题和政治问题，爱因斯坦还十分关心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这就把他导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这中反思同他亲身目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侵略战争、法西斯统治有关，同他对科技迅猛发展所产生后果的思考有关，也同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关。他从自身经验、经历出发，提出过一些对资本主义弊病和危机的见解，表达对私人资本在美国取得统治的担忧，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对社会主义的赞同，甚至一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1918年11月，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退位，一战宣告结束；革命产生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权。身处革命中心柏林的爱因斯坦对此热情支持，他第一时间给在瑞士的母亲寄去两张明信片，报告自己亲眼看到的壮举，表达自己的澎湃激情：
【“伟大的事变发生了！我原先还害怕法律和秩序会完全崩溃。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象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事态的发展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论和平》）】
不久，他又在给好友米凯尔·贝索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并对革命后的形势表示乐观：
【“某种伟大的事物真正出现了。军国主义宗教已经消失……老先生们大部分都晕头转向，惶惶不知所措……对旧经济表示留恋之情；而对于我们，旧经济的消失却意味着解放。”“在采取断然措施之后，我们还能活着吗？不少征兆简直令人怀疑。但是，我的乐观是难以动摇的。我享有一个无可责备的社会主义者的盛名。”（《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
的确，在大家纷纷以“保卫祖国”的名义为战争效劳之时，爱因斯坦坚决反对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他欢呼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欢呼革命取代了战争，人民取得了胜利，这确实同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态度不谋而合，而同许多社会名流——留恋旧制度的“老先生们”——截然相反，也因此他被看作“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享有社会主义者的盛名”。要知道，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以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发现轰动世界，成为物理学界的执牛耳者，万众景仰的一流科学家，而他对人民革命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如此热忱地鼓与呼，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热情地参加激进学生的集会，发表演讲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服从人民的意志”；他还参加了一些工人组织的活动，力图“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沟通起来”。直到晚年，他还同普通工人保持通信联系，就社会问题作平等探讨。在短暂的中国旅途中，他同路边敲石子的工人作了交谈，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其辛劳和微薄的收入，对中国人的命运表示同情，对发生在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理解。
【“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鲁道夫·凯泽尔《爱因斯坦传》，据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报道）】
对于20世纪最重大的事变之一——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改造，他总体上表示支持。他称自己“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他理解俄国人的选择和暂时的牺牲，“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必然的事”；他曾在1919年领导德国知识分子，就资本主义列强对苏俄的“饥饿封锁”发表抗议声明，后又欣然出任一战后德国科学界组织的一个德苏友好团体的理事。
爱因斯坦一直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一度受过西方反共反苏宣传的影响，但还是对苏联的建设成就、科技发展文化进步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贡献予以公正的评价，认识到社会主义苏联是反法西斯战线和世界正义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呼吁西方国家放下偏见，与之联合。特别在二战后目睹美国的急剧军国主义化，对他曾经认为是自由民主之地的美国逐渐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反思更加深入，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随之加深，这也是他晚年受美国当局打压，被指责为“颠覆分子”“共产党人”的很大原因。
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有过一些反复。在30年代初到美国的日子，他对美国抱有很大好感，认为美国在民主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受到美国反苏宣传的影响，把苏联实行的制度看作是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相似的专制制度，表示对这种制度强烈反对。但在二战爆发前后，他看到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出力最多，牺牲最大，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对法西斯一再绥靖，甚至联合分赃；他从1931年就呼吁的对日经济制裁也没有实行，美国直到1941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前还在同日本进行贸易，供给其物资和军工原料，纵容其大举侵华，豢养和诱使日本北攻苏联。这使爱因斯坦对资本主义国家金钱至上、发战争财、支持法西斯打击共产党的恶劣行径有了进一步领悟，认识到真正的民主和正义不能寄希望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转而对苏联产生同情和支持。1938年10月，他在给好友贝索的信件中愤怒地指出：
【“你信任英国人，甚至张伯伦吗？多么虔诚的无知啊！他牺牲东欧而希望希特勒向俄国发泄他的怒火。……他在法国把左派挤到角落里，而把另一些人捧上台，这些人奉行的金科玉律是：‘宁愿要希特勒，也不要赤党分子。’毁灭西班牙的政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有力地参与了扼杀西班牙的行动。因为，实际上统治着这里的是金钱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感，尤其是有产者为自己的特权所怀有的担心。要是我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我就不想活下去了。”（《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
爱因斯坦不曾站在力图维持自身特权的“有产者”一边，相反，他看到苏联人民取得的进步和牺牲，摒弃了以往反苏宣传带来的错误印象，公开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支持苏联：
【“多年来，关于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的努力与成就，我们的报刊都在欺骗我们。但今天，人人都知道，俄国以像我们自己国家一样的热情，推动了并且还继续在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从不发达的基础开始，过去二十五年中它那非常惊人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他把这些巨大成就归结于“主要由于改善了组织而取得的成就”，也即采取了新型社会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此外，他还指出苏联在二战中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意义：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俄国政府曾经比任何其他大国更加真诚而不含糊地努力促进国际安全。……俄国不同于西方大国，它支持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并且从未犯过加强德国和日本冒险家力量的罪恶。”】
对于西方国家所诟病和加以妖魔化的苏联国内政治，爱因斯坦谈道：
【“无可否认在它的政治范围内存在着严厉的强制政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为粉碎旧统治阶级的权力，保卫国家免受外国的侵略，并把深深扎根于过去的传统中的政治上无经验和文化上落后的人民改造成一个为生产劳动而充分组织起来的民族所必需的。……我们也应当记住，为个人取得经济保障所作的成就，以及为公共福利而利用国家的生产力，都必然会使个人自由蒙受某些必要的牺牲，而自由除非伴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保障，否则就不会有什么意义。”（1942年10月25日，对“犹太人支持俄国战争公会”所作电话演讲）】
此外，他在这次演讲中还盛赞苏联真正实现了一切民族的平等。他号召“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办法，以最大限度的物质资源来援助俄国……对俄国人民大大地感恩，感激他们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感到世界和平在望，以为成立联合国就是向他心心念念的“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更近了一步。过于热切的渴盼，使他一度又被西方国家的花招蒙蔽，他认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所作所为是和平的保障，各国都应当支持，而苏联的不配合是错误的。他把苏联的“错误”归结于苏联人过于执拗于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担心别国干涉，因而拒绝加入超国家的组织；由此他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国家当成世界和平的障碍，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更可能发动战争；他为美国的国内外政策辩护，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无力，但又认为“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1947年12月，《对苏联科学家的答复》）
但形势越来越清晰，美国的阴谋越来越成为阳谋，二战结束后不几年，美英等国就开始叫嚣“预防性战争”，剑指东方，并重拾殖民主义、重新武装德国，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爱因斯坦目睹了这些，异常愤慨，对美国的军国主义行径表示坚决反对，清楚地揭露了美帝国的战争图谋和新式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揭穿了西方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无耻谰言。他在不同场合反思说：
【“一直到不久以前，我还假定苏联对于外国干涉的忧虑是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源泉。可是这种看法似乎不再能站得住脚了，因为我们的政府——在最近几星期内就有过两次——粗暴地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希望为取得两国之间的谅解而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1948年6月5日提交给一个讨论会的书面发言）】【“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同俄国相比，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更加严重的障碍。当前的战场是在朝鲜，而不是在阿拉斯加。……（美国）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导向预防性战争，而同时又有一个与之相配合的企图，要使人们看起来好像苏联是侵略者。”（1951年1月5日就和平问题给《原子科学家通报》主编的信）】
他揭露美国玩弄手段搞新式殖民主义的技俩：
【“最使我惊奇的，莫过于人们对政治事态发展的健忘。昨天是纽伦堡审判，今天却全力去重新武装德国。如果寻找某种解释，我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最后的祖国为谋取自己的利益，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没有老欧洲的殖民主义那么显眼。他通过美国资本向国外投资，使得那些国家牢牢地依赖美国，从而达到对别国的控制。谁要是反对这种政策或者与它有关的一切，就会被当作美国的敌人来对待。”（1955年1月2日，给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新年贺电的回信）】
这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挑动战争，归根结底是垄断资本的利益驱使，是资本扩张的必然。
在遭到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哲学教授西德尼·胡克指责后，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坚定地重申了他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解与同情，尽管不认同苏联政府在知识和艺术领域的干预政策，但他同时表示：
【“一个局外人难以得当地评价别国的现状和需要。不管怎样，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都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的益处。”（1950年3月16日给西德尼·胡克的信）】
要知道，爱因斯坦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之时，爱因斯坦的不少好友、同行都遭到迫害打压，他本人也被安上种种污名，被FBI秘密调查，但他仍然对美国的霸权行径直言不讳，不论是在公开的讨论会还是在私人信件中，虽然他早已知道自己受到监听监视。他确实因为种种“反美”言论、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被“当作美国的敌人来对待”，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对各种冷枪暗箭毫无畏惧，横眉冷对。他在广播演说中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异己分子”，他写信鼓励一位被审查的教授勇于斗争，主张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应当拒绝作证，甚至“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1953年5月16日给W.弗劳恩格拉斯的信）他的这封信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美国政治死水中的一股激流。
爱因斯坦晚年对美国政治彻底失望。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1953年6月给罗素的信中谈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知识分子，以至最年轻的学生，全都受到威胁。”“1954年答《记者》杂志问中，他表示不愿在美国做一个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他在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下来到美国，曾经满怀希望，把美国看成自由民主的热土，最终在失望中怅然离世，临终前还对美国的法西斯化和战争倾向忧心不已。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尽管曾以“极端的社会主义者”自居，但爱因斯坦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总体来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较温和的，基于基本的社会认知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带有空想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就其来源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层面，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联合提出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弊端；二是价值层面，即出于伦理道德的要求，出于个人同社会目标相统一的需要。
他于1949年写给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的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晚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见解。
在该文中，爱因斯坦指出个人同社会的分离、对立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并剖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拼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须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是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此后，他分析了“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方式：“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这就触及到了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的秘密。
他还谈到私人资本集中的政治后果，“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统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资本家影响着政党，控制着各个知识来源，如媒体和教育机构，从而隔离了选民与立法机关，控制着公民的思想和行动，使得民主成为虚设。
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的“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从而形成生产与消费的固有矛盾，造成经常性的失业威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
鉴于以上不可克服的弊端，爱因斯坦郑重地指出：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整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替代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在其他文章和谈话中，爱因斯坦也多次提到科技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必须加强合作，包括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合作。他认为科技事业的进步并不主要在于科研经费的投入，而更在于研究热情和同志式的友好合作；他还认为科学界应该向工人学习，建立自己的组织。同时，他认识到科技本身只是工具，并不提供目的和价值，因而要合理地利用科技为人类造福，就需要有社会制度和社会责任的约束，而在资本主义的无序生产和竞争之下，对科技的利用很成问题。这些也是导向社会主义合理性的现实因素。
在伦理价值层面，爱因斯坦一贯主张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在同他人的合作中，在为人类服务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说：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在《社会和个人》一文中，他写道：
【“几乎我们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说：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正是这种朴素而真挚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价值倾向，使得爱因斯坦同资产阶级和一些知识精英所持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缘，而更易于倾向社会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他始终怀有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抱以热忱的关怀。他直陈自私和冷漠的危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告诫年轻人要珍惜一代代人辛勤劳动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并报之以应尽的义务。他本人也为受到过分的赞扬和崇敬感到不安，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探索和同时代人的帮助之上的；他追求一种简单朴素的个人生活，鄙视过度的财富占有，认为“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他与享乐、占有、自私自利、低级趣味断然无缘。
正因为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大的伦理道德色彩，因此也时常带有一些空想的、理想化的色彩，正如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也往往有天真的、不切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例如，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加以否定，认为是用一种暴力取代另一种暴力，幻想阶级调和；他虽然声称“尊敬列宁”，但主要是从道德理想的角度加以肯定，同时却“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而在德国1918年革命后则对准备搞立宪选举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予以“全心全意的拥护”，因为“他们是尊重民主的理想的”——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快背叛了革命，同资产阶级和旧地主合流，镇压人民群众和左翼党派，为纳粹上台大开方便之门。爱因斯坦早年在瑞士求学期间曾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在社会党取得权力后又被他们召开制宪会议的民主假象所蒙蔽，误以为靠立宪选举就能超越党派集团的利益，“消除一切对新暴政的恐惧”，从而和平实现人民民主的理想。但现实却很快走向了反面。
爱因斯坦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往往是悲观的。他把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理解为“庶民的胜利”，而是理解为“只有坚定的少数人承担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虽然在德国1918年革命后他曾热情洋溢地表示要“甘心情愿地服从人民的意志”，认为工人士兵委员会等“是群众意志的代表机构”，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它们”，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但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专权后又表示坚决拥护社会民主党领袖，相信他们能够领导德国人摆脱困难。他在许多场合都批评群众的非理性、仇恨、粗鲁、盲从是造成许多灾祸的原因，民主制度败坏的缘由，也是他的理想主张（如拒绝服兵役以制止战争）难以实现的障碍。这种少数精英和多数群众的二分法无疑是简单粗暴的，把自己主张的难以实现归咎于群众的落后和不配合也是无济于事的。对战争的根源，他有时归之于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家的利润驱使，有时又归之于人类的本性使然，对多数人的自私冲动和仇恨激情感到悲哀无望。
总之，正如他自己说的：
【“在谈到人类事务时，我的感情比起我的理智来，要更加起决定作用。”（1929年9月24日就反战问题给法国数学家阿达马的信）】
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看法基本是唯物主义的，他对自然界的客观统一规律有着痴迷的、近乎宗教的追求，坚决反对“上帝掷骰子”的不确定性原理，但同此前的许多唯物论者一样，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看法则存在不少唯心的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认为是只注重物质而不注重人的因素。
当然，爱因斯坦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终生致力于研究最深奥最基本的科学理论，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其他领域的专业理论。作为一位从事基础物理理论探索的科学家，能够对社会政治问题持续关注、发表看法、发出正义的呼声，已是难能可贵，尽管掺杂着谬误，却不乏真挚感情与真知灼见。例如他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可能造成的官僚主义、专断统治的提醒，便是很切实的告诫；在有计划的经济组织之外，还要辅以社会导向的教育引导，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见地。
爱因斯坦的社会思考，主要是从自发的感情和基本的认知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教条出发，这就更显可贵，也才具有某种代表性。他代表了历经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上半叶，先后经历或目睹了多个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化，对资本主义民主最终丧失信心的正直知识分子的真实思考和道义上的选择——尽管两极格局造成的信息阻隔和失真，尽管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共宣传和恐吓，仍然有不少西方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正视现实，总结历次惨痛教训，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顽疾和灾难性后果，在不断的犹豫彷徨中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东方，投向社会主义。尽管也有疑虑，但唯其有疑虑，才显得选择之郑重和真诚，绝非轻率，也绝非受宣传鼓动，而是“过尽千帆皆不是”、大浪淘沙之后的唯一选项。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社会主义也许是克服诸多灾祸的唯一道路。目前来看，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病进一步凸显，新的科技成就又将把旧有社会矛盾进一步放大，正如去年此日去世的霍金所言，“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何去何从，又到了认真选择的路口。
纪念爱因斯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个正直的、纯粹的灵魂。他的科学事业和探索精神，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都是弥足珍贵的遗产。今天，我们呼唤他的精神，重温他的思想，因为他所关心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且愈加严峻，他所发表的观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让我们以他在1931年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一段演讲作结，聆听他至今没有过时的忠告：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你们会以为在你们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是在唱不吉利的反调。可是我这样做，目的无非向你们提一点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注：文中爱因斯坦言论和事迹，主要采自《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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