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 的真相 戳穿反斯小鬼的谎言
经常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大清洗来恶毒攻击斯大林、苏联与社会主义，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大清洗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
关于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们
首先，亚戈达是站在布哈林派一边的。
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显然很不给那些嚷嚷亚戈达是“斯大林的刽子手”的右棍面子，在1928年间与刚刚恢复党籍的原托季联盟头头加米涅夫进行的秘密谈判中明确给了他们一记响亮耳光：
“我们的潜力很大。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绝对支持我们。我试图让poliburo的其他委员脱离斯大林，但暂时还没有什么结果。奥尔忠尼启则不是骑士般的人物。他常来看我，痛骂斯大林，但到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我们。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也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认为斯大林用一种特殊的锁链把他们锁住。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是我们的。国家正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安德烈耶夫也支持我们。”
注：
1.亚戈达由于其布哈林派的背景，一直不被斯大林真正信任。
2.内务部是右倾基地这一点应该也是可以肯定的。1932年底暴露的A.П.斯米尔诺夫的反党集团的参与者中就包括了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B.H.托尔马乔夫。亚戈达又早就被布哈林视为“我们的人”，叶若夫后来了暴露出反斯大林立场（当然不一定就是布哈林分子）。
3.后来的贝利亚勾结铁托，充当纳吉后台乃至主张在西部“新领土”不搞集体农庄之事现在也不是秘密了。说一句“敌在内务部”并不为过。
此外，也有证据表明亚戈达暗中一直坚持反斯大林立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叶若夫和他在党监察委员会的同事公开表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不如说相反，他完全赞同亚戈达的行动。1935年11月亚戈达获得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使他和五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平起平坐，此后他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但亚戈达显然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地位的牢固，这就更加促使他与斯大林对抗。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与我父亲一起在矿山学院学习。他对我父亲说，1935—1936年冬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基尔雄一起被邀请去依然与知名作家保持关系的亚戈达的别墅。在丰盛的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注：这里指时任NKVD人民委员的亚戈达）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法捷耶夫这个过去的远东游击队员性情急躁，他认为，他落入了“敌人的巢穴”，连大衣也不穿就跑出了别墅，在冬天的道路上迈步向莫斯科走去。当基尔雄和亚戈达的警卫坐的轿车赶上他时，他差点就冻死了。基尔雄向法捷耶夫“解释”，他是残酷玩笑的牺牲品，实际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极为爱戴斯大林。他们把作家载回了别墅。直至亚戈达被捕，法捷耶夫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许，其他许多参加亚戈达宴请的人也长久保持了沉默，其中也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务人民委员的意见相吻合的人。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注：这里的“我”指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里·叶梅里亚诺夫）
但是，亚戈达对政变得手后是否让托先知回国也持保留态度，在其规划的未来政权中，自己掌握最高权力，李可夫充当政变后的新党的党魁，托姆斯基当官方工会头头，布哈林充当“俄国戈培尔”。
提拔叶若夫的初衷就是用来取代不可靠的亚戈达，但不排除他从1935年开始介入内务部的工作后反而被亚戈达及其部下所逐渐同化了（至少在亚戈达倒台前未见其有明确反对亚戈达之举，亚戈达倒台后的例行公事另说），甚至有亲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认为叶若夫也是布哈林派残党，故意推动肃反扩大化以刺激社会上对斯大林不满的情绪，然后准备以此为借口发动政变（虽然他主持了1938年3月处决布哈林的那次公审），此论是否确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所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的说法，最早应该是斯大林在党内的政敌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出来的（然后再流传到国外）。
早在1932年，留京（布哈林分子，1924--1928年担任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10月在反对官僚主义的“自我批评”中被撤职）为首的布哈林派地下小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在其散布的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中就攻击斯大林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
至于贝利亚则死在斯大林身后，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虽然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足以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斯大林逝世后他最早主张批判斯大林（并为此整了很多斯大林的黑材料，后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用上了），主张与铁托集团统治的南斯拉夫恢复党际关系（这些后来为干掉他的赫鲁晓夫所实践）、并和其他苏修新领导一起扶持纳吉当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推行所谓“新方针“，甚至主张放弃东德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其并入西德（他认为一个芬兰化的统一德国对苏联来说已经足够，当然这一点后来成为其倒台的导火索）。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他主张在苏联西部新领土（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等）不搞集体化，并在国内局部地区引进国际资本）。
注：有材料显示，53年6月贝利亚把拉科西召来莫斯科集体上阵对其进行批判，顺便扶持纳吉。贝利亚公然歇斯底里地宣称布哈林的好学生纳吉“忠诚于党”，并怒斥拉科西“你想做犹太人的皇帝么”？
有证据说明，NKVD人民委员有表示不满的谈话和阴谋转向准备国家政变的意图。
雷宾（注：此人为斯大林的警卫员）回忆道：“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学校的学员，后来是斯大林昆采沃别墅的警卫队长的И．奥尔洛夫告诉我：‘1936年初，他（指亚戈达）的副手阿格拉诺夫、政府警卫首长巴乌凯尔政委、他的副手沃洛维奇和金采利组建了一个特别战斗连。这些战斗队员都是两米身高，灵活敏捷，剽悍有力，有勇士般的体魄。我和我的同期学员谢列达和尤尔奇克也在内，我们学徒手自卫、近距离拼刺刀、越过障碍。我们武装得很好，还穿制服。通常我们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进行操练，而亚戈达则从自己办公室窗户里观察我们。终于决定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院子里检阅我们。亚戈达和他的同伙认为，我们正是为他们的阴谋能去干任何强盗行径的小伙子。他们训练我们是为了夺取克里姆林宫和逮捕斯大林同志。但是阴谋破产了。’”雷宾本人要人相信：“整个行动队由各种等级的人组成……5月1日在红场集合时，要迅速把四至五把手枪塞进军用挂包。”如果一切如奥尔洛夫说的那样，那就是说，夺取权力和政治上谋求继续生存导致亚戈达作出反国家的行动。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注：
当然，“不清楚是什么阻碍了原定于1936年5月1日的政变”（此外，让亚戈达暂时继续主持NKVD可能也是为了稳住他，另一方面，亚戈达对季诺维也夫派也未必有什么好感），再后来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于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拍电报要求撤换亚戈达，次日亚氏即被撤职。
军队派集团成员
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戚利季亚·诺德在巴黎出版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她当年常去图哈切夫斯基家，听他同他的志同道合者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费尔德曼等人的谈话。她很欣赏他们谈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时说的俏皮话和讽刺话。她公开写道，他们打算“收拾”这些“正统派”。读者可以从利季亚·诺德的下面一段话中判断出这些谈话的调子和方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斯大林崇拜德国的态度。起先我以为他只是表面上对德国有好感，为的是表示“自己有学识”……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是希特勒的暗中的狂热崇拜者。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离爱恋只有一步之遥的仇恨……只要希特勒向斯大林走近一步，我们的领袖就会张开双手扑上去拥抱法西斯领袖。昨天，我们私下里谈过，斯大林认为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有道理，他说希独睾在清除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一切，从希特勒的想法看他是对的。希特勒的成功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有许多东西是照搬德国元首的。我以为，对德国元首光环的妒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官阶”要高一些，他毕竟还当过上等兵，而我们这一位连士兵都不是。前者想爬上统帅的位子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那位过去的正教中学学生想表明他不次于毛奇，这就十分可笑，在目前情况下还十分可悲。更可悲的是，竟有人不去制止他，反而装出欣喜万状的样子，望着他的嘴巴，等着他说出天才的思想……’”
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主派”无视这一切，像又聋又哑的人一样在报刊上写文章、出书，在电视屏幕上喋喋不休大谈对阴谋分子的暴力，为他们的无辜受迫害鸣冤叫屈。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斯大林大元帅》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图大帅与托先知有旧（1920年杜缅科案件中给托先知当了刀子，虽然并非托派死党），事实上持反斯大林立场（至于所谓““收拾”这些“正统派””的说法是停留在军部大佬之间私下吹牛的水平（但这也已经足以反映其立场）还是进行了实质性行动阶段就见仁见智了）。
顺便，图大帅及其亲信、原红军干部管理局局长费尔德曼之流至少在初期的军内清洗中起了积极作用，给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在内的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档案里敲上“O.y.”（不可信任）标记。这一措施的流毒甚至在图氏集团垮台后仍然有影响——因为肃反人员是习惯于按照档案行事的。
《杜缅科案件》：这个案子很有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注： 当然，军队派集团和其他集团的联系不一定就牢固。较老的《反苏大阴谋》一书还提到了布哈林集团对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担忧，担心“红色拿破仑”起事得手后会把他们一脚踢开（与托派相比，布哈林派在军中更缺乏渊源）。
基洛夫案的黑幕
但是，假如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预防措施的话，心理不平衡的尼古拉耶夫也未必敢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许多事实，其中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用来指责斯大林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负责基洛夫安全的人做了不少使尼古拉耶夫不受阻碍的事。还是在基洛夫被害之前，尼古拉耶夫就仔细地研究过他散步的线路。罗伊·梅德韦杰夫写道：“有一次散步时警卫拘捕了一个走近基洛夫的人，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公文包上有一个切口，不用打开公文包上的锁扣，通过切口就可以掏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在公文包里还有基洛夫散步的线路图。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局长И．扎波罗热茨审问Л．尼古拉耶夫，他是不久前才来列宁格勒的Г．亚戈达信任的人……扎波罗热茨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首长、接近基洛夫的Ф．Д．梅德韦季报告被拘捕者的事，而是打电话给莫斯科的Г．亚戈达……过了几小时亚戈达就指示释放尼古拉耶夫。”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尼古拉耶夫“过了些时候……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并再次发现他带有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又一次释放了尼古拉耶夫”。
А．雷宾曾与斯大林一起在凶杀后第二天到列宁格勒。他也注意到了杀害基洛夫的这些情况：“警卫工作人员中有关这次凶杀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诅咒尼古拉耶夫，但是也都在问：是谁给了他手枪？闻所未闻的是，在斯摩尔尼宫门口和莫斯科车站院子里两次拘捕了持枪的凶手，却立即被扎波罗热茨释放了！在劫运降临的那一天尼古拉耶夫也自由地潜入了斯摩尔尼宫，在禁止上去的楼层逛了整整一小时，坐在窗台上等候基洛夫。在走廊里却没有应该在基洛夫及其副手们的办公室旁值勤的任何警卫。而且不管基洛夫在不在斯摩尔尼宫都应该在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见踪影。总之，作为一个组织正府警卫工作的专家，我完全明白：这里某级组织中有叛徒……结果是，基洛夫的私人警卫不怎么关心他的安全，不去注意使他、也使任何人免遭凶杀。”
基洛夫案件的侦查过程也引起不少怀疑：基洛夫的警卫长鲍里索夫在凶杀发生后立即被逮捕，却未被提交斯大林要亲自参加的审问，说是由于汽车事故在去审问他的路上死了。
杀害基洛夫以及在这一案件的侦讯中的这些和那些可疑之处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来控告他本人组织了这起罪行。但是很明显，首先引起怀疑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行为，确切些说是不作为。雷宾认为杀害基洛夫的罪犯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至于向基洛夫通报季派地下活动的事也很好解释，通报是年中的事情，亚戈达认为需要（借季派刺客之手）除掉基洛夫应该是年末了。
因此，有些人说斯大林谋害了基洛夫。由以上材料来看，这显然站不住脚。
关于三次大审判
苏联内部的阴谋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阴谋
自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份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秘密报告之后，苏联领导层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改变，情况如下：在1931937和1938年的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的被告和那些在1937年5-6月所谓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被定罪成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是无辜的。这些无辜的人面对自己或家人遭受威胁被迫承认了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做的，因为斯大林是偏执狂—疯狂的——或者是非常邪恶的。这也是列昂·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上世纪30年代，他的很多作品都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而这也代表了今天所有托派分子的观点。同时，这也是“官方”的观点——是在苏联历史研究这一专业领域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然而，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莫斯科审判中被告所犯的罪行，密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破坏和摧毁苏联的农业、交通运输和工业，并且与德国和日本合作。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与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有联系，还与列昂·托洛茨基的阴谋有联系，而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是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主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承认与德国总参谋部密谋造反。他的同案被告也承认密谋，要么通过反斯大林的政变夺取政权，并将斯大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全部杀害；或者，为在前线来犯敌人，或是德国或是日本或者两者，打开一个缺口。
大部分关于军事阴谋的审讯，以及在1937年6月11日上军事法庭之前对他们的审判记录，在现今的俄罗斯仍然是最高机密，尽管俄罗斯有法律规定，所有相关文件必须在75年后解密并开放给研究人员。但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图哈切夫斯基的忏悔，和审判的总结，这个总结是西蒙·布琼尼元帅，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在审判和处决军队的被告两周后，送给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是国防部委员之一。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称作“斯大林的人”——揭露了这个阴谋，逮捕了许多图谋造反者，然后逮捕了许多其他人。毫无疑问，他们逮捕的，或被审判、定罪和处决的其他人中的一些，只是稍微牵涉其中。可能有些人完全是无辜的。我们知道，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被抓。至少两本反供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本是由A. 斯维特拉宁撰写的于1950年在德国出版的《远东阴谋》，仅有俄文版。第二本是由苏联军事叛逃者——格里戈里·托卡耶夫撰写的《X同志》。两本书都是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作品。但两人都声称掌握着军事阴谋的第一手资料。这两个人都涉及了那些作为同谋、却从未被捕的军事人员，但1938年6月13日，根里奇·留希科夫叛逃苏联并投向了日本人。阿尔文·库克斯发现，留希科夫告诉日本，苏联远东军正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许多苏联远东军的指挥官并不忠诚于斯大林，同时他们也参与了军队和文官合谋推翻斯大林的图谋。因此，军队供应不足，甚至缺少食品等基本的必需品，而且部队士气也十分低落。据留希科夫的消息，一些指挥官正计划与日本结盟。这些苏联指挥官很可能已经与日本达成协议，试图破坏苏联的防御，甚至可能加入日本的军队。
日本和苏联军队的首次战斗，英文被称为哈桑湖战役（中文称为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7月29日到8月11日持续的战斗中，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同时，休战也让苏联军队占领了高地。
1939年5月到9月15日，苏联在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哈拉哈河地区，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战斗。1939年的蒙古国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同时日军占据了与它相邻的中国领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蒙古和伪满的边境争端，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上借此来打探苏联的实际军力。日本政府当时考虑入侵并兼并西伯利亚海岸的大部。因为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石油储备，而一旦占有这片土地，日本就可以获得珍贵的矿石和石油资源，进而用于战争补给。
斯大林将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从远东陆军中撤职。被捕之后，布柳赫尔证实阿雷克赛·日科夫让他做苏联军队统帅——日科夫是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人之一。这就是说，布柳赫尔已经成为托派分子的阴谋的一员，至少他知道这个阴谋，并且没有向中央报告。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流传的谣言说，布柳赫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折磨致死，这是错误的。现在的主要证据表明，布柳赫尔被捕期间死于心脏病发作。
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
1990年，当苏联还存在，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长官克留奇科夫那里得到了阅读1937年6月11日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审判记录的许可。据我所知，这份记录还没有其他人读过和讨论过。
即使阿尔克斯尼斯申请阅读审判记录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当局承诺“公开性”之时，但阿尔克斯尼斯似乎仅仅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才得到这个许可的。他是红军的上校。他的祖父，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曾任苏联空军司令，二级集团军指挥员，1938年被处决。他是审判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法庭成员之一，并在一年多之后自己也被镇压和处决。
阿尔克斯尼斯也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综合各种情况，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是任何被告的亲属，却有阅读记录的权力。和坎托尔不同，阿尔克斯尼斯上校通过阅读庭审记录确信被告有罪。阿尔克斯尼斯在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对审判的印象，这篇采访发表在2000年的《元素》杂志上。
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暗示，他的祖父也许是被迫认罪的。他也获准阅读该文件，但从中他没有发现证明祖父有罪的内容。他的祖父阿尔克斯尼斯在1937年11月28日被捕，那时正是叶若夫的权力的高峰期。很可能他是被人陷害的。
被告对于他们与德国的阴谋的陈述与我们现有的其他文件一致：那是布哈林1937年6月2日的第一个的供述及其在审判时的证词，以及发表于2006年年初的叶若夫在1939年4月26日所做的自供书。
从赫鲁晓夫时代直到现在，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想方设法地隐藏这些包含被告罪证的文件，这个行为是一种掩盖。而且，这本身就是这些被告以及托洛茨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的强大证明。军人被告，右派和托派以及托洛茨基本人，都是有罪的——但强大的政治人物们希望公众和世界相信事实正好相反。
尤利娅·坎托尔，俄罗斯斯黑砖家，“撰写了篇幅长达两本书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坚称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是完全无辜的，是被斯大林“陷害”的。”不过格雷弗·弗认为“然而，她列举的证据完全无法支持这个论点。相反，它有助于证明这些人的有罪。”
一一以上出处是格雷弗·弗 2015年10月在北京的演讲《如何苏联拯救了世界[How the Soviet Union Save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Grover Furr] 》。
结论
关于布琼尼的信件的任何介绍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开一扇大门，使得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苏联“经典”历史进行戏剧性的重写。50多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被告都被宣布为无罪。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本人都被官方认定为民族英雄。然而，所有现有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犯下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勾结的罪行。
在《元素》杂志的采访中，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总结说，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记录就像“能向我们的时代开火的一门大炮一样……威胁当今的当权者。”在后来的访谈中，阿尔克斯尼斯又使用了“炸弹”这样类似的比喻，即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客观的研究，人们必将重新评估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人物，从而对当权者构成威胁。
——《苏联年代的乌克兰：欧美主流史学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乌克兰历史的》
按照格雷弗·弗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的证词》一文中的说法：“1990 年，他（指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在获得准许后查阅了庭审 记录。此前阿尔克斯尼斯一直相信苏联将领是被陷害的，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坚定地相信他们是有罪的。自他之后，没有人再获准查看过该记录。”
另外再谈一下图哈切夫斯基案。1936年夏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B.M.普里马科夫和驻大不列颠武官B.K.普特纳（均为军级干部），后者被指控为托派地下组织成员（后来的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公审中拉狄克也承认普特纳为托派地下组织成员，但否认图哈切夫斯基属于托派地下组织）。
再后来1937年6月判决图哈切夫斯基集团时，普特纳也是所有被告中唯一明确声称是基于对其托先知的忠诚才参与军事阴谋的（当然可以认为其是充当了托派地下组织和图哈切夫斯基集团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拉狄克虽然否认图哈属于托派，但也承认1935年双方有过接触）。
材料补充：
图哈切夫斯基自己就不讳言亲德立场，1936年初他率代表团到英国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他在巴黎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上，公开攻击攻击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欧洲集体安全，即联英法以制德，当然这一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不是你在公开场合乱说的理由），并对罗马尼亚外长声称：
“部长先生，您把您的前途、您的国家的命运和大不列颠、法国这些衰老的、‘已经完蛋的’国家联在一起，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转向新的德国。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德国将执欧洲牛耳。我相信希特勒将帮助我们挽救我们大家。”
当然这不是拿下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导火索，导火索是苏联当时获得的相应情报（来自国外的），再加上军事阴谋分子此前被注意到的异动也有，于是就拿下了。这些人在被捕后随即就承认了罪行，不存在刑讯逼供。
实际上希特勒确实曾希望苏联发生军事政变，但后来在海德里希劝说下改变了主意。原因么，就是1923—1933年间苏德往来甚密，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存在秘密军事合作（Nazi上台后才终止）。
假定苏联军官团能在德国支持下政变，那么将来德国军官团政变（想想后来的720事件吧）也将从军方掌权的苏联得到支持。所以苏德两国军官团的联盟对两国的当权者都是潜在威胁。为了防止国防军坐大，希特勒反复权衡后改变了主意，向苏联方面出卖情报。
坊间盛传的反间说是错误的，因为希特勒恰恰是相信情报为真：《1937年价值300万卢布的一份秘密情报》（出处是舒伦堡回忆录）。
之前苏联国内的调查应该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再不动手继续等“证据”就是智商问题了。用一般刑事诉讼的标准去衡量这种案件本身就不合理，等于用长度单位去算重量。
|大清洗、的真相、戳穿反斯小鬼的谎言
1144型巡洋舰 中国托派 共产主义 图哈切夫斯基 大清洗 布哈林 希特勒 帝国主义 戳穿反斯小鬼的谎言 政治 斯大林 狮子 的真相 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