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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里可以恢复微信聊天记录 哪里可以找回微信聊天记录钱玄同先于陈独秀执教于北大，后陈独秀应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之落户北大。这就使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新文化运动而志同道合。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而称陈独秀是“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
可为文学革命“浮一大白”
北京大学因陈独秀的到来而活跃起来，因《新青年》的出现而展现出新的气象。胡适一纸《文学改良刍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紧随其后的战斗檄文《文学革命论》，更是“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得着这样一位如胡适所说“老革命党”的支持，文学革命吹起了奋进的号角。
此时，文学革命毕竟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给陈独秀去信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为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陈独秀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当然要“浮一大白”了。去哪里可以恢复微信聊天记录 哪里可以找回微信聊天记录
最初，文学革命也只是《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而这正是钱玄同的远见卓识。
◆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前排左起依次为：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文学革命本应龙吟虎啸，轰轰烈烈，可他们所针对的敌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不放一枪一弹，这种寂寞让《新青年》同人“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也将悄然沉寂。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人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和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至于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最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鲁迅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 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鲁迅终于产生出“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写道：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钱玄同对此也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7年 按：1918年1月起，就有启明 按：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 按：鲁迅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
正是《狂人日记》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2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时隔五个月，陈独秀又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写到这里，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的脉络已基本清晰。钱玄同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的最重要的促使者，而这“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的最大原因，当然是与陈独秀密不可分的。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一年，陈独秀“运交华盖”，既被中共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关押囚禁。此时的鲁迅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坚实的地位，在谈起这件值得“纪念”的事情时，他没有忘记的人，还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陈独秀。
鲁迅还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里所特指的“那时革命的前驱者”，显而易见，指的是《新青年》迁入北大后所兴起的文学革命，那时的鲁迅尚在教育部供职，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已是《新青年》的“老战士”了。因此，在鲁迅看来，他们都是“那时革命”即“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他所尊奉的“命令”就广义而言，是《新青年》的命令，而就狭义而言，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命令”。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好几年了，可却出现了一件被钱玄同称为“至奇极怪之事”，这就是康有为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这“至奇极怪之事”同样引起陈独秀的警觉，他发表《吾人最后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这个“最后之觉悟”，致信说：此乃同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他们时常讨论的话题。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钱玄同之否定孔子，否定的只是纲常伦理制度。陈独秀则比钱玄同坚决得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在陈独秀的启发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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