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之治第三节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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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此时的朝堂之上，身份最为显赫的是为八公。他们分别是：
为了避讳景帝司马师的名讳，官职上由太师转称的太宰司马孚。他是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在宗室中也毫无疑问是一等一的人物，同时作为家族中的长者，为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勋。也因此，司马孚同时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责。此时，他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
太傅郑冲。他虽然家境贫寒，但拥有着辉煌的出身——荥阳郑氏。他参与过对曹髦葬礼的奏请，也参与过对司马昭晋公加九锡殊荣的奏请，亦是逼迫阮籍撰写《劝进表》的人。可以说，司马昭地位的提升，郑冲出了很大的力量，也因此，他在约八十岁的高龄，得到了太傅的职务，以嘉奖他在晋王朝禅代过程中所作出的特殊功勋。
太保王祥。出身琅琊王氏，作为朝廷道德楷模的他年轻时因为政务能力出色得到了百姓的歌颂与夸奖，如今年事已高的他已不再掌管具体政务，转而致力于家门名声的营筑。他一生清廉，在获得荣誉职位后，已经年过八十的几次请求退休，都不被允许，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司马炎最终答应了他的辞职请求，所谓的只是在给子孙后世赢得高尚的名声后顺势而退。
但显然，立下大功的不仅仅只有他们三位，单单这三个上公的官职，不足以封赏功臣们。因而除开这三位上公之外，还有五位，分别是：
大司马石苞。这位当年的美男子现在兼任着扬州都督，是晋王朝的方面大员，而也正是他的那一句“基业到了如此地步，怎能再以人臣的身份下葬。”让司马昭在礼仪上拥有了皇帝身份。再加上他联合陈骞给曹奂施加压力劝告其禅让，这让他的功劳更加耀眼。
大将军陈骞。作为曹魏名臣陈矫的儿子，他以智慧名著于世，而又有着深厚的度量。他以荆州都督的职位，成为晋王朝重要的方面大员，也因劝告曹奂禅让的功绩，获得了大将军的职位。
太尉何曾。作为司马昭临终前的晋国丞相，他在高平陵后以司马氏腹心之臣的身份为禅代出力颇多。
司徒司马望。作为司马孚的次子，他担任过雍凉都督，是宗室中一等一具有才能的人物。因而，八公中处理具体事务最多的司徒这一职务，交由了他来担任，一方面负责全国州郡中正的任免，一方面负责对州郡中正所推举的人才品级的审核。同时还负责一些具体的民事事务。
司空荀顗。作为名臣荀彧的儿子，成为司马氏铁杆心腹的他已经为颍川荀氏赢取了更高的地位。
上公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组成了新王朝位居一品，一等一的头面人物，是为“八公”。
但，中央政务的实权，并不在这些显赫的职务手中。
这牵涉到一个话题：相权的变迁。
在普遍印象里，君主和宰相由于针对权力的分配产生的矛盾，似乎是一对对立的存在。仿佛拔河比赛，君主往自己这边拉一点，代表宰相这边被拉过去一点。
但其实，君主和宰相对于权力的分配，是相辅相成的。
连俩夫妻过日子过久了都免不了拌嘴，何况一个政权内存在着形形色色地主阶级。一旦产生利益纠纷，最终的决断权，自然取决于至高无上的君主，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政权的正常运转，以让各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有效统治。道理很简单：一旦出现两个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君主，那自然有纠纷的两边会选择支持自己的君主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得以保障，这个政权就要陷入内斗，这就是君权的由来。
但君权存在一个问题：为了保证政权延续的稳定性，君主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进行。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不能保证后续的子孙个个都能是贤才。退一万步讲，就算子孙代代都能出贤才，君主的延续也必须按嫡长子继承制进行：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是最直观的评判标准，谁是正妻生的长子，大家一目了然，基本没有做手脚的可能。而一旦按“贤才”决定继承人，那问题就大了：贤良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给一个？给了标准，谁来裁定？一旦君主的继承人不能按行之有效的标准进行延续，这个政权离内乱就不远了。
所以大家退一步，既然君主的才能有出现欠缺的可能，那就安排宰相辅佐君主行使权力，而且就算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也乐于见到宰相的出现：一旦遇上国事繁忙而又喜欢亲力亲为的君主，996都算是轻松的了，没有宰相帮助君主处理政务，君主迟早过劳死。而宰相的更替相对君主的更替就方便了很多：君主干不好不好换，宰相干不好还不好换吗？
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宰相，需要负责什么呢？其一当然是辅佐君主进行政务的处理，也即议政权。换句话说，设立这个官职就是要你给君主出主意提意见的，如果什么事都交给君主想办法，还要你干嘛？其二则是将商议的方案形成了决定之后，还需要宰相来监督百官执行：作出决定之后，谁干得好要奖励，谁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干，要进行换人。这两套权力构筑成了一套完整的相权。
因此，君主和宰相都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君权和相权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本质上其实还是相互协调配合以进行统治的。
但大家发现，作为一名宰相去辅佐君主治理一个政权，所需处理的事务十分繁杂。一套正常运行的官僚机构：首先要搜集材料、调查研究；其次要根据材料做出可行方案这样才能上奏皇帝进行辅佐；最后形成决定之后还要监督执行。这么多事宜，单独交给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干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而宰相需要进行“开府”，招揽官员作为自己的助手帮助自己办公。同时，随着一个政权的领土愈加扩大，所需处理的事务愈加复杂，对行政效率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
这就需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分工。
从秦至西汉执行的三公九卿制度，是以丞相作为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来进行运行的。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成熟，这项制度的行政效率已经不足以满足需求。同时相权过大，滋生了王莽这样的权臣，也让光武帝刘秀感觉到分割相权的势在必行。另外进一步分割相权，也有利于明确职责，划分权力范围。
因而东汉时期，采用太尉（大司马）、司徒、司空三公并立的方式，来划分相权的具体职责。三公地位接近，再没有之前丞相那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了。
一般而言，太尉负责掌握军事和对边郡长官进行监督；司徒则负责人事和民事的事宜；司空则负责各项工程。同时三公也对九卿各自进行监督。虽然三公名义上是对相权进行分割，看起来互相制衡。但其实分工明确的三公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共同合作、互相商议，这样的方式对决策的正确化和行政效率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
但君主也不想让自己的权力受制于宰相，也对自己的权力也有着要求，不至于任何事宜都受制于宰相。
宰相能够开府辅佐其进行政务的处理，那么君主想要接过一部分权力并不累死在岗位上，就也需要另外招揽一部分人来辅佐其进行权力的处理。
这时候，权力进一步上升的尚书，成为了君主的选择。
尚书原本只是掌管和传递文书的小官，是怎样逐渐扩大权力的呢？
这要从汉武帝时讲起。权力欲极强的汉武帝需要从宰相手中进行分权，而掌管和传递文书的尚书，因为在宫中值勤办公，为汉武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参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年幼，于是安排了霍光等人辅政。但担任首席辅政大臣的霍光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他担任辅政大臣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奉车都尉，同为辅政大臣，作为他副手的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在任职之前都比他官位高。
这就麻烦了，官场一向流行论资排辈，小老弟要指挥我们？你是哪根葱？上官桀、桑弘羊立即发动了针对霍光的政变。
政变虽然迅速被霍光压了下来，但霍光明白这样无法解决问题：朝堂上还有比上官桀跟桑弘羊地位更高的丞相和其他大臣，霍光是显然不方便以皇帝的名义向这些大臣们发号施令的，那样显然是嫌自己命长，但又不能把大臣们全部洗牌。这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怎么坐，实在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于是以尚书为代表的在宫中值勤办公的这些小官，就入了霍光的法眼。这批官员有才干、对自己忠诚，当自己的参谋和顾问显然比朝堂上那些老头子得心应手的多。霍光顺势扩大了领尚书事的权力和威望，让自己以领尚书事的名义处理朝政，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领尚书事的职权在霍光死后很快被废除，但后续的君主们意识到尚书作为自己身边亲近的官职，对于自己掌握政务有着实实在在的助益，因而逐步开始提升尚书的权力和规模。到了东汉，尚书的机构——尚书台的权力，已经逐渐靠近了三公，录尚书事慢慢成为相权的代表性职务。三公的权力至ma此有所削弱，但仍然掌控着一定的话语权，而尚书台逐渐成为和三公共同辅政的机构。由于尚书掌管文书并且靠近皇帝，见到皇帝的机会比三公多，在加入尚书台共同辅政之后，相比原先三公共同辅政的情况，在行政效率上又前进了一步。
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原本担任汉王朝三公之一司空之职的曹操，现在名义上成为了汉王朝的丞相、魏王。
朝堂上大部分的臣子名义上虽然还是汉王朝的官吏，但其实是以曹操作为丞相的名义开府所延揽的人才。所有的政务已经从原来以皇帝的“诏”的名义下达，改由以以丞相、魏王的“令”的名义下达。自然，曹操也越来越懒得走向皇帝请示的流程，也懒得与同为“三公”的其他同僚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议政。于是在以皇帝为首的形式上的权力中心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拥有实权的权力中心。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权臣们都采取这样形式权力和实际权力相分离的方式来掌握实权，从而为自己的篡位营造基础。
尚书台原本就是协助处理政务的部门，相对三公而言地位又较低，自然成为权臣曹操处理政务最方便的机构。
大部分政务经由尚书台处理文书提出初步意见后，经过秘书送达曹操批准，再交由下面执行，不用经由三公反复议政，行政效率提升许多，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曹魏。这样，原本的三公逐渐成为荣誉职位，用以授予功勋卓著的老臣，掌握实际权力进一步减少。
作为曹魏的君主，曹丕和曹叡都十分注重对皇权的加强，因而尚书台的权力得到了沿袭，皇帝开始扮演原本由曹操扮演的魏王和丞相的角色，以加强行政效率。于是三公进一步失去了对官吏的任用权和接受文书上奏的权力，让这些权力逐步转移到了尚书台。尚书令代替三公，开始掌管议政和监督官员的权力，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仆射，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尚书台的设置，本质上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决策圈，以分割相权，提高行政效率。而到了曹魏时期，随着尚书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曹魏的皇帝们自然也想对尚书台进行分权。
尚书台既然已经转成行政机构，皇帝们便想另外设置一套参谋机构，以辅佐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在曹操、曹丕、曹叡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将原本负责掌控机密、起草文书的秘书监改为中书监，进一步分割尚书台的权力。由于相对尚书更加靠近皇帝，中书监逐渐掌控了一些原本属于尚书台的职责，掌管诏令、进行记录、制成文书，以分割尚书的职权。尚书的权力也至此削弱，而作为君主参谋集团的中书监的官员中书令的职权也越来越大。曹叡临终时，担任中书令的孙资和刘放，甚至影响到了辅政大臣的选择。由此，中书令的权势可见一斑。
中书令所在的部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中书省，负责掌管机要，起草文书。
同时受到这一思想影响的，还有以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这样一些官职。这些官员起初只是负责皇帝生活起居，例如：端尿壶。
古代的尿壶有个雅称——“虎子”，而负责端这个尿壶“虎子”的官员侍中因而有了一个别称“执虎子”。这也就成为了侍中的黑点。
有一个叫苏则的官员被曹丕任命为侍中，原本和苏则一起混的老乡混的不咋的，见苏则飞黄腾达，不太服气，于是拿这件事开玩笑：“你小子还要加把劲啊，不能只满足当个端尿壶的官嘛。”
苏则一笑，暗暗讽刺了一句：“我比不上您现在的样子，您现在多么悠闲，还能慢悠悠赶着鹿车玩。”
玩笑得开，活儿也得做。这些官员毕竟靠近皇帝，相对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因而也开始接手一部分政务，负责对诏书进行审核，甚至对认为不合理的诏书，有驳回的权力。这部分官员到了西晋，发展成为了门下省。
于是到了西晋，相权被分割成为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三个部门掌握着实际权力。因而，在“八公”之外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也都一一浮出水面。
骠骑将军王沈。靠着出卖曹髦的功劳，他在新的政权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权力，录尚书事、散骑常侍的官职正是证明，同时他还掌握着洛阳城外围的军队，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是好景不长，他在第二年就死了。
济川侯裴秀。政务能力出色的他在新政权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担任尚书台最高长官尚书令的职责。在这个位置上，裴秀尽心尽尽力，用自己出色的政务能力为新政权花费着心血。
车骑将军贾充。作为司马氏值得信任的心腹，禅代之际许多重要的事情贾充都有参与其中，他的权力也愈加增多，在新政权中，他担任了卫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的官职。在裴秀死后，尚书令的职务交给了贾充负责。
这三个人掌握着晋王朝的相权，同时具有开府的权力，是真正的权倾一时。
同时，其他部门的重要人物也有：
中书监荀勖。作为颍川荀氏的代表性人物，荀勖也是一个才能广泛的人。他原本是曹爽征辟的官员，在曹爽被诛时，曹爽昔日的门生故吏都不敢带头吊丧，荀勖勇敢站了出来为曹爽吊丧。之后，投靠司马氏的荀勖一路平步青云，逐步担任了许多更加重要的职务。荀勖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除开他的身份和才华之外，与他心思缜密、善于揣度人心不无关系。他明白君主的话中有话，不当面和君主起冲突，因此始终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在新王朝的律法《泰始律》的制作中，荀勖辅助贾充在其中出力甚多。同时，他在音乐和绘画上也有超人的才能。擅长音乐的他在掌管宫廷乐事职务的时候，研制了十二支笛律，对校正音律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书令庾纯。作为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新政权中，他作为中书省的二号人物，开始逐渐发挥更加重要的人物。
侍中任恺。他是魏明帝曹叡的女婿，有着治理国家的才干，以社稷为己任，得到了君主的器重，经常向他咨询政事。在司马炎设立门下省的背景下，他在朝廷上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此外，掌握禁军的官职，在朝堂上也有着十足的话语权。此时，担任中领军官职的，正是出身名门泰山羊氏的羊祜。作为司马师的妻弟，他的人生还没有达到巅峰，之后他的戏份会更加充足。
担任中护军的则是和王沈一起出卖了曹髦的王业，他同时担任着尚书左仆射的官职。在之后，这一职务交给了羊琇，完成了司马炎和羊琇儿时的约定。
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这五人，构筑成了司马炎的铁杆亲信集团。
同时，“八公”中也有担任侍中、散骑常侍的职务的情况，以这种形式来掌握实际权力。整个高堂上的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分割着权力，以达到互相协调并互相制约的态势。
然而，此时看起来一片宁静的边疆，又开始了新的风波。
参考资料：
[1]陈寿 裴松. 三国志
[2]房玄龄. 晋书
[3]司马光. 资治通鉴
[4]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5]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6]陈长琦. 六朝政治
[7]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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