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短篇小说 皇室冲突
第六章“暴露”
隔了三天，杜克又去了艾尔的房间，不过可怜的艾丽叶并没有再次被暗算——没这个必要。
因为有人看守，所以杜克不能轻易说话。
“嗯。”艾尔取出一本从埃德加那里弄来的维修用书，翻到目录，指着“加农炮”，点了点头。
“嗯。”杜克的眼神愈加坚定，因为这个消息是爱德华最后的“东风”。
“咔嚓”艾尔打开门，右手扶着门把，把整个上半身侧着往外探，张望着四周。
“要什么？”艾丽叶草草看向艾尔，因为她没法盯着艾尔的眼睛——玛丽的描述在艾丽叶的脑子里无限循环，使公主原本（对艾丽叶）的良好形象原地爆炸（主要是因为艾丽叶以为艾尔是跟她一样比较保守的人）。
“？”
“抱歉——有什么可以服务的？”
“没，谢谢，”又是一阵微风从艾尔脸旁呼过。“眼睛累了，看几分钟外面。”
于是艾丽叶又思考自己的事。
“不，玛丽说的不一定是真的，说不定是她梦到之类的……”她觉得自己懵的有些远了，需要一些理性的想法使自己醒一下。
“问一下情况不就清楚了。”她望着黑洞洞的枪口，“但这次是真的玩脱了，万一说漏嘴了怎么办？
“要不还是算了吧。”开始回忆以前有哪些自以为重要却又没插手，最后不了了之的事情。
但她想起来，她还有件事——很重要的事，上个月就想问了——这反倒坚定了她提问的决心。
“公主……昨天没怎样吧？”艾丽叶深吸一口气，集中注意力与艾尔对视。
“没啊。”艾尔感觉对方的眼神有些微妙，“如果出事了，你我都不会站在这里了。”
“不，我的意思是……”艾丽叶正拼命想一种得体的提问方式，但她失败了。
“您昨天没忘记做什么要紧事吧？”她突然意识到以她的身份，这个问题与之前毫无逻辑关系，于是又补了句：“最近记忆力降的厉害，老误事，担心……”
貌似更没什么关系了，于是艾丽叶止住了话头，尴尬地希望公主能一脸懵逼地关门进屋。
不过公主比她想象中更加耐心、热情：“不用那么紧张——我知道你想指什么——担心我忘了重要的事，对不对？”
艾丽叶就像个五岁小孩一样，十分乖巧地点点头。
“让我想想，昨天……”眼珠绕着眼眶跑了一圈又一圈，弄得艾丽叶又不想跟她对视。
“好像……”小脸一红，“忘记锁门了。”
“诶，我以为就我会这样……”沉闷地叹气，“还是……”
“我还有事，先进去了。”艾尔表情变得凝重，迅速关了门。
“不是吧，我什么都没多说啊！”狠狠踢了一脚墙，把左手搭在双眼上，“这下怎么解释？”
“不是吧……干得这么隐秘都能发现？不可能啊！”艾尔尝试着用旁人的眼光，把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怎么可能看得出什么端倪来？”
但艾丽叶已经确确实实警告过自己了——说不定埃德加已经知道了，正准备抓自己呢；而艾丽叶还把自己当半个友人，不想我死前才悔恨自己的自作聪明哩！
“如果是我会错意了呢？”艾尔还是不肯相信自己“暴露”了，“没锁门可以导致很多破事。”
“但这种事情没有万一，万一就是呢？”迅速收好信件，再取出一张新信纸，写几个字，想了想，划掉。
“没时间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必须通知爱德华提前进攻日期！”
社长 原创短篇小说
（本故事多取自现实，然情节纯属虚构，请勿当真）
文学院在学校里，是不很大的学院，在学校几万人的学生里，文学院只有两三百人，而它的名气，和别校的中文系与文学院办法比，就是和人数最少的某一专业比，它的名气也不可思议地要低上许多。虽然老师多很有水平，为人也都很好的，却总不见学院又好转的迹象，甚至朝着越发低下的方向不可逆转地跌了下去。学校曾经承诺给院里搭建新的办公楼，老师们很开心，想着终于能从那偏僻的上个世纪便已投入使用的楼里搬出来，幸喜地准备迎接新楼时，电气院的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进去了桌子，人也多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椅子，这倒让文学院的老师觉得尴尬了，于是就去求，但最后像是没有成功，至今没有个结果。但别人都认为这是没什么的，毕竟既然被叫做文学院，那么他们只要有放小说的地方应该就够了，这样的理解，倒让做语言学研究和古文学的老师十分恼火，研究文学史和文化研究的老师也多是很悲伤的。
文学院的社团是在老师们坐了几年旧楼的桌椅后才成立的，具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到社团目前已印发了十八期杂志，想着它应该是在十八年前创立的。是的，我这里已经说出来了，我们文学院的社团并非是什么文学同好读书会（即便我们确实有组织读书会的活动），而是做了杂志。学过现当代文学史的各位都十分清楚，报刊杂志的推广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而缺乏地位的文学院，自然要靠着它来点亮自己，但文学院是没有闲钱的，以至于拨款总是不很够，摆脱不了专业的杂志社，于是，便决定自己搞杂志，至于杂志的名字，便取了“树深时闻泉”这个名字，简称为“闻泉”。
我小学时，本喜欢读鲁迅的作品，经典的几本读完后，便没有了读书的兴趣，直到了高一，受了语文老师的点播，这才又开始读起书来，看起了巴尔扎克、余华一类人，也对写作颇有兴趣，以至于在高考前夕，我依旧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同时又在做题之余抽空写起小说来。后来读了大学，进了文学院，听说了这么一个社团，便兴致勃勃地加入了。也是在加入社团后不久，我便见到了社长。
社长当时还不是社长，不过是编委会中的一个副编辑，当我之后也担任了相同的职务时，我才知道这个位置所要做的便是征稿和审稿。他当时和我们见面，本意是想着举行一场互评会，在申请入社团时，大家都提交了各自的创作稿件（大家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水平心知肚明，没有人会自大到将自己的文字作品称做是“书”，更没有人会自大到称自己为“作家”），这会儿便都拿出来，要我们互相评价。他在讲台上做互评会的说明时，我便注意起他的样貌：头发短平，似乎刚刚洗过，但总显得有些油腻，小小的眼睛藏在圆框眼镜后头，与之不相称的是他高大结实的块头，而他紧绷着的笑容下，似乎藏着孕育已久的紧张。他在快速解释完毕用意后，教室便陷入到长时间的沉默之中，我低头看着手机上印出的文字，看到作者那栏陌生的名字，隐隐约约想到这是和我同一届的同学，便又努力想着作者的脸，最后才会去看到下面的文字内容——现在想来，那是一篇颇有先锋味道的文章，不过视角处理还是显得幼稚，不过当时的我却是十分喜欢。
在沉默将整个空间凝结之前，社长便决心做出改变。他自己先开了头，说：“这样吧，我们就挑一篇文章，来谈谈各自的看法。先选......”他这里顾自找了一会儿，“先选蒋明晓同学的作品吧。”他选到的这篇，便是我看到的这篇。我虽然十分内向，这会儿却有了莫名的勇气，举手示意要发言。“这篇文章很有余华九十年代前‘黑暗时期’作品风格的味道。”我用当时我所知道最为专业的说法做了回答，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叫做“先锋文学”的。接着，我又挑文章里面的几点说了几句，便草草结束了。在我之后，又有一位同学举手做了发言，接着，便没有人再举手了。
社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便又换了话题，说：“其实，你们交上来的作品我们都看了，其中有很多写得不错的作品。像是季行穷写的《白原马》，还有沈林星同学写的《大侠》......”这里，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以及我的作品，整个人都精神许多，而这时他又自言自语似的补了一句，“这部作品写得是真的十分厉害。”我记得，那是一部有关伤痕文学的作品，本来是为调侃某个网络写手所写的《我不是大侠》，便做了《我是大侠》，以嘲讽他作品之低劣，只是在之后的创作中，却又想到了许多点子，这才成了一部伤痕之作。现在想来，那文章是十分拙劣的，对于历史的反思因用力过猛而失了真，内容也多剽窃余华《兄弟》的影子，语言也总模仿余华，又没有那自如的感觉，总体而言，并非是部优秀的作品。不过他当时这般评价我，还是让我觉得十分开心。
互评会最后还是在尴尬之中结束，这样的互评会在之后也没有再组织过。那次会后，社长找到了我，对我说：“我很看好你。”在半年之后，当我加入社团编委会，成为了他的同事之后，他对我的评价依旧是这样。
我在半年之后加入编委会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多么的了不得。因为学业上的繁忙，加之其余学生组织工作任务的加重，原先加入社团的新生们纷纷不再参与社团的活动，以致连每月固定要交的稿件都无法交上。作为依旧按时交稿的几人中的一员，所交稿子又多是几千字的小说，我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编委会。事后，社长提起这件事时，他总要恨恨地说：“他们要不愿意参加，那就不要参加！”这倒和他那天互评会上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记得和我一同加入编委会的，是我同班的一位男生，以及同班的一位女生。男生叫魏雨泽，是个强人，读过很多书，又看得杂，社会学的作品也经常有看，他每次发表观点时，不时会引用些理论性的知识，而他所提到的人往往是我不曾听闻过的人；女生叫李蓉，她和我本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毕竟文学院男少女多，平时我的社会交际无非是同五六个男生有关，是很没有理由去和她交流的。当时，我们三人被邀请到了学校的食堂，陆续到了以后坐了会儿，社长一行人才再赶到。除了社长外，到场的还有两位学姐，这三人一起，组成了迎新团队，而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三人便是当时编委会的全部成员了。社长见到我们，很不见外，就这么坐了下来，说：“欢迎各位加入编委会，我们现在很缺人手......”这便是全部的欢迎仪式了。紧接着，他往我们各自手机上发了些文件，里面装着的是征文活动的投稿。“咱们现在看一看，决定一下哪些能过。”社长说完，便低下头去看稿件了。我们这就算是开始工作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那第一次的审稿经历。那次的稿件，总共分了九个专题，除去第一个专题外，其余部分都有几十篇稿件。第一个专题是关于赞扬建国以来的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的，但投的稿件大多没什么水平，其中写得相对最好的一篇，是一篇古体诗，而社长对它的评价，则是气愤的一句：“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写诗！我们要把这篇交上去，老师和学姐们会骂死我们的！”便一篇都不打算要。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便是社长主导做分析，其余人发表各自意见，再一致表决。社长的分析总是很有道理，他总能看出稿件里存在的不足，“这篇诗完全就是在堆叠意象，没有一点逻辑的。”“这诗连格律平仄都是不对的！”“这篇散文写得太做作——散文是贴近生活的真实的。”“这篇小说太网文了。”“这个人，是我们院里的大佬，你们学习一下她怎么写的......”那时的我还完全不懂评判的技巧，发表自己意见时，总不能很好地表达，说的话也多没有说服力。稿件中有一篇写“丧”文化的现代诗，被社长批评为“他想要表达什么？”“现代诗也是要讲音韵的。”于是决定把它除去。而我个人却颇喜这篇诗，便要争论，想着把它留下来，但我说的理由，只是“我知道它要说什么。但我说不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都没能听懂我的意思。社长发了话：“你是生活中有着相似的体会吗？”我点了点头，于是他又说，“那就先待定吧，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次审稿是从六点开始的，而当食堂灭了灯，准备关门了，我们才粗略地审了一半的稿子。我看了眼自己的手表，发现这时候已经十点了。于是，大家都站起身，走到食堂门外，各自道了别，商定了下一次审稿的时间，便都散了。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只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痛，可心情却是十分愉悦的。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燃烧着，而并非在电脑屏幕前僵硬地冻着，我头一次觉得时间的消耗是件如此令人开心的事。
社团的工作总是间断地进行。平时没有工作，便像平时一样，在电子产品里消磨自己的时间，或是试着和郁达夫、曹禺一类人对话，再花些时间去背诵先秦两汉时期的诗与赋；当有了工作，也不是很忙碌，只要抽些空闲时候，花上几个小时便可。这悠闲的样子，在我进入大二，成为了社团的管理人员之一后，同样没有改变：我所做的不过是征稿和审稿，和负责读书会筹办的魏雨泽比起来，是很没有什么的；至于要兼顾一切的社长，便是更为辛苦的。
大二的一天，工作毫无预兆地来了。这次的工作，是要置办社团的杂志。在我加入杂志社后，时过一年才有杂志的消息，这令我十分惊讶，而事实便是，出于某种我至今都没能搞懂的原因，杂志的编撰中止了一两年的时间，新一期的杂志现在才刚刚开始动工。而在开始动工后，我才发现了又一事实：审稿时，原先陪同着社长的两位女生不见了，而李蓉同学也不见了踪影。事后我才了解到，那两位女生早已不做了工作，社长这会儿才成了真正的社长，而她们连同着李蓉，再之后的活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审稿的工作又成了三个人的事。
审稿时，社长的脸板得比平时更为严肃，几个小时下来，话也不说几句，只是在表决的时候，说声“好”“可以”“再想想”，于是主导的工作交给了魏雨泽同学。他看得书多，但看问题不比社长要精确，很多写得不错的文章，到了他眼下，几十秒便看完，然后被打上“不行”的话语，扔到了一边，除非我这时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否则他不会又任何的反悔。
三人的审稿氛围并不怎么好，效率也很低。社长看不下去，又招了个新人，是个叫陈上的女生，平时很活泼，谈论时也很积极，虽然见解不一定十分正确，但确实让氛围显得不那么压抑。不过，四个人的审稿效率依旧不高。面对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多出许多的稿件数量，我们的工作进度缓慢异常，直至大二第一学期末，这事儿才有了结束的影子。
我们审最后一部分稿时，社长将地点安排在了宿舍园区的一家咖啡厅里。我到他包下的房间时，几个人已经都坐好在了座位上，眼前都摆着电脑，上面开着的是装着稿件的文件，桌面的中央是几盘小吃，这会儿被动过几下，但没有动多少。我随便挑了个就近的位置坐下，这便开始了审稿的工作。
因为马上要解决这个困扰了社团许久的问题，大家表现得都很轻松，审稿的过程中有说有笑。社长中途给大家点了茶，各自喝了几杯，都觉得很不错；一篇写得颇为滑稽的现代诗摆上了台面，大家觉得作者实在没有水平，便都笑起来；魏雨泽又很快地看完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着急地做了“删了！”的决定，惹得陈上和社长叫喊着反对；拟定版块版名时，我自以为巧妙地用写作用笔和饮品做了搭配，结果被社长吐槽是“让杂志成了菜单”，于是他自己找了几句诗句，大家都为之叫好。等一切都要安排好了，社长便又点了一份华夫饼，叫我们各拿一块，沾了奶油和蜂蜜吃了，边吃，他边说：“我下半年之后也要忙起来了，到时候，社团就得靠你们了。”语重心长地说了十分钟的话，这才继续原本的工作。
所有的文章都已敲定，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接下来，只需要找到文章的原作者以及他的联系方式，确保证书与奖品可以准确送达，这事就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和负责技术编排的同学联系就行。但是，由于这些稿件多是一两年前的投稿，很多作者的联系方式都从都被丢在了某个人电脑的一角，于是，我们便从社团的公共邮箱入手，想着原邮件里找到些信息。可是，当我们打开邮箱时，却发现里头并没有我们想要的稿件。我们看到前几页堆着近几个星期学院发来的通知文件，而到了后面，邮件的日期突然就跳到了三年前，中间那段时间的邮件居然不翼而飞了。我们呆坐在座位上，只有社长开始联系起所有知道这个邮箱的同学，而在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后，他又打电话给了负责邮箱管理的客服电话，询问了半个小时，却还是一点正面的消息也没有。他放下手机时，脸拧成了一团，血液都流向他的大脑，脸颊被血烫得通红。我们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一个动作也不敢做。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向我们，缓缓说了句：“都回去吧，大家，明天再说。”
往后的时间里，我们成员之间再没有了联系，编委会的群聊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发消息了。突然有一天，我在前去吃午饭的路上，猛地想起这件事来，这才意识到这事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消息了。我于是感到焦虑起来，心想自己居然连这么大的事也不记得了，于是鼓起勇气，去找了魏雨泽，和他谈起了这件事。他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惊，说：“哦，这件事！”一副出乎意料的样子，接着便摇摇头，说自己不清楚。我们俩又找到了陈上，跟她说了这件事，她听了我们的话，原本笑着的脸突然严肃起来，说了一句：“这件事......”她似乎也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到了这个学期期末考试接近了尾声，我们只差几门考试便到了假期时，突然，编委会的群聊中有了消息。那是社长发来的消息，他上传了一篇文章，下面附上一句“我朋友发的，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帮忙发到网上。”，接着又加了一句“你们看看怎么样”。我点开那篇文章，阅读起来。那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章，先是讲了一个从远方到来的朋友，又是讲自己对课上老师所教内容的各种思考，再有谈到那个朋友，而在文章最后，文章又一转先前的悲愤，转而写到了自己对另一个女生的爱慕。但纵使这般，我依旧读懂了作者的意图：那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情绪，都在这篇作品里喷发。我看到文末那个女生的名字，深知那是前社长名字的化名，于是，一种近乎同情的悲痛从我心里钻了出来。我回复社长说，这是一篇情绪化的文章，写的都是作者的真实。过了一会儿，他只回了一句：“你说的很对。”便不再有消息了。
假期结束，我再一次返校，又再一次上课。一天，我用着剩下的闲钱去了咖啡店，点了杯燕麦牛奶，又点了份提拉米苏蛋糕，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座位，看起了老师所布置的《静静的顿河》，突然，一股莫名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抬头环顾起咖啡店，眼睛不自主地锁定在了一间包厢。那是我们平时进行读书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探讨了《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中的“加速”，探讨了《族长的秋天》对于独裁者与其体系，探讨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此追忆陈寅恪先生与其“精神”和“思想”，以及其他种种。而这会儿，一个年轻人正坐在那儿开心地聊着天，几个人拨弄着手里的吉他，而几个人又在一旁唱歌。我想到了些什么，又明白了些什么。这时，牛奶和蛋糕都端了上来，摆在了桌上，我却没有要开动的心情。我把手里的书摊开放在桌上，模糊地想起翻开的那几页上写着的是本丘克被枪决时的场景。我感觉自己成了葛里高利，这会儿，却希望自己成为波乔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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