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
我们谈论康德,或者几乎学哲学的,无论是谁都要谈康德,哲学的讨论无法越过康德。然而我们谈论康德是否具有什么独特性呢?对于康德的讨论是否像在茶余饭后的海阔天空,亦或者是汗牛充栋的哲学史教材那样道貌岸然地进行一出分析,就像解剖学那样,寻找康德哲学的所谓规定性,加以分门别类,最后我们再用一种虚伪的辩证方式去说我们杨弃了康德哲学之中的幻想,最后在精神思辨的结尾处我们获得了有关康德哲学的真理。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神奇性在于它似乎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真理,真理似乎早已经内在于哲学之内,我们所要做的仅仅只是突破这些迷雾去发现已然存在的真理。这不正是我们通常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吗?似乎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就是这样一种非法的思考: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早已在精神的纬度存在了,也就是我们似乎存在一个精神的大全,现在的一切事物不过只是在先前阶段内精神反思尚没有完善时刻的已然实现的真理,一切都被囊括在了这里。然而恰恰黑格尔的教义在于:存在即合理,这不是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合乎理性的规律的,而是事物仅仅只是精神自我反思的不同阶段的成果。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换,我们应当想到黑格尔对于安瑟伦和康德的一百元的著名讨论就可以知道:概念的判断对于事物自身的抽象含义。也就是我们将会看到事物的切实存在是如何依赖于概念的形式转换的。齐泽克在《延迟的否定》当中说:“换句话说,偶然性确实成为我们知识的非完整性的真实表达,但这种非完整性同时在本体论上界定了知识自身的对象——它见证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象在本体位置上没有被实现,没有完整的现实性。”换句话说对于偶然性来说,处于直接的自然态度的是偶然性仅仅是对于事物的一种区分方式,一些事物就其本质而言是偶然的,有一些则是必然的。处在反思的阶段则是一种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偶然性背后存在一个必然性的链条,但我们的主体存在着一种匮乏让我们只能把必然性把握为偶然性。这里,从可能性到内在必然性,并不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从未发生到已发生的过程,而是现实性的自我屈服。例如在菲勒斯与恋物之间的关系,菲勒斯不是任何的现实性,你不能指着任何东西说这个是菲勒斯,它是纯粹的可能性的能指,这意味着任何对于菲勒斯的实现而言都不可能的,然而菲勒斯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转换器,它以自身丧失的代价为前提使得现实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一方面菲勒斯仅仅是一种失败,它只是一种纯粹逻辑的存在,正如我们说:“独角兽是白色的”,这里独角兽在现实中也许根本不存在,但是在可能性的层面它恰恰是被允许的,另一方面这种丧失本身给现实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零度空间。因此可能性仅仅只是标示了这样一种位置,它仅仅只是一种提供反思转换的位置,它允许主体进行一种反思的活动,它不真实的言说任何实在,作为可能性的外在化的偶然性实际并不是可能性的直接外化,而是当可能性出现时,它所以唯一允许存在的那种转化空间,这种转化的活动就是主体的进行回溯预设的内在必然性。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我刚才说到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面所说的臭名昭著的那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里的意思便仅仅是现实不是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是被偶然因素改变的,如果秦异人没有被吕不韦偶然的发现秦国会不会统一,如果没有瘟疫,明朝会不会灭亡),也不是必然性的序列(秦朝的统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秦朝只是这一趋势的空洞占位符),也不是这二者所谓简单的辩证统一,即统一是历史大趋势,秦朝是一种偶然的占位因素。这里破解的谜底在于不把秦朝的偶然性因素与统一的生产力变革的必然因素看成是割裂的,仿佛秦始皇仅仅只是历史普遍性实现自身的一个手段而已,而是这种偶然性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普遍性的自我实现。
因此对于康德的讨论本身应当被思考为是什么?它不是对于表象之后的必然性的思考,也不是一种结构主义式的互文观念,也即康德的作品作为一种网状物被铭刻在时代之中。而是德勒兹式的淫秽说法:ji奸。也即我们实际上在重复康德哲学,我们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它,而我们实际关涉的点就是那个因当的,同时对于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厨弩之洞。
康德的主体是什么?康德的主体因为什么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亨利森的一段文字:“”
后一个推论更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表象A、B和C要被思考为共处于一个唯一的意识之中,那么那么维A的我必须要与思维B的我是同一的,等等。另外,如果该主体要意识到这些表象构成了一个统一性,那么它就一定也要能够意识到它自己作为思维这些表象的主体的同一性。正如我们很快就会更加具体地看到的,这些条件是交互的……对此原则的论证是通过把前两个方面颠倒次序来进行的:既然一个唯一的复合思想逻辑上需要一个唯一的思维者,由此推论:(1)这样一个思想的每一个成分都必然会被归于一个同一的思维主体;(2)这个思维者一定(必然)能够认识到它的同一性。多个分离的表象要能够在一个唯一主体的思想中被统一为它的诸表象,后一个推论乃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表象要构成一个唯一的复合思想。
也就是说康德的主体非常简单,先验统觉不是一个通过直接的理智直观而获得内容,它仅仅是一个占位符,一个x,换句话说它仅仅只是作为概念之生成的统一性。我们首先是通过模糊的表象而逆向推导出一个刘哲所谓的数目上的同一,随后我们抽空了一切表象的内容(无论具体或抽象),最后剩下的那个干巴巴的,就是我思了。所以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一切表象……且我们没有对它的表象”,其意思可以归纳为:我思是一个形式化、仅起纯粹功能性作用的占位符=X,我思不可被消解进对象性内容中去,也无法找到与其相关的对象性表象。
这里为了言说先验统觉的特殊性,我们应当听听柄谷行人的看法。在这里,柄谷行人认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恰恰不是简单的转向人,而是真正的打开了他者的纬度。在柄谷行人看来,先验统觉恰恰是通过一套完全对立的二律背反而被提出的:一方面是笛卡尔的自我同一的理智直观的自我,一方面是休谟的自我同一性的不存在。在这里我将说两点,一个是无限判断的问题,一个是普遍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康德的判断机能之中,诸如无限判断之类的是被历来的逻辑学家所排斥的,因为这是毫无必要的胡说。这一无限判断的问题也几乎是齐泽克每次说康德都要复读的话题。柄谷行人同样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是说那个经典的例子,“灵魂是不死的”。这里不同于灵魂不死,在简单的否定判断之中,灵魂仅仅与死无关,死是一个领域,灵魂与死毫无关系。而这个无限判断,我们需要拆解来看,首先这个句子加了一个肯定的形式,即“是”,是意味着一个边界,即灵魂相对于死者而言,它是非死的。实际上无限判断即是说唯有在与一个绝对外部保持一种关系时,无限才能出现,这样我们就引入了有关康德全称判断,也就是走到普遍性的讨论之中。
思想乃是一种客体,思想并不是思维之幼稚的混乱走向抽象之一般的统御,而是惊险的逾越。那种理性之荒原或者一种思维的抽象之灰在与四面黯淡的梦魇与阻碍力的聚拢的神隐之迷狂鏖战之后,终于成为一种思辨的结果而成为思考的根据。阿尔都塞区分了思辨的整体和被构成的整体,在他看来这是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程,过程与层次之间的作用成为一种生产的结构化效应链接着作为自我运动机器的整体,反而不是一种质朴的童真与理想的环环相套,并成为在那里等待着的普遍性之原理,这便是从主动的思维到被动的思想的转变。思想乃是作为一种客体。正如在《逻辑学》之中,个体性与普遍性以特殊性的方式被结合在一起,抑或者说特殊性乃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中介,特殊性包含着最为极端的个体性与普遍性成为其最为基础的两级。这样思想就是一种普遍性性的根据而不是一种一般性的法则,我们知道在《逻辑学》当中形式的根据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反复,而思想在其运动的同时,其知性的抽象力量的达成乃在于通达普遍性,并且以普遍性之屏障得到一般性的原理,这样在思想之运动的同时,思想完成了从理性之单薄到理性之狂舞的转变。这样的过程的同时,思想不仅失去了它在起初的阶段所主体位置,并且将自身在反思的阶段下放为绝对的客体,以自身分离的方式,完成思考的任务。从普遍性到一般性,思想完成了自身的转变,并且通过一种自我之决裂,使一切东西成为一种直接的间接性,从而思想转而成为完成的根据,毋宁说客体在思想之中的转变,便是思想作为一种客体早已经进行着的反思运动。
这里在柄谷行人看来,黑格尔用特殊性去中介个别性和普遍性是非法的,在康德这里个别性与普遍性会发生一种神奇的短路,直接打到普遍性的纬度。齐泽克在《视差之见》里面说到:“对于普遍的这种认同,并不是对于无所不包的全球性概念——人性的的认同,而是一种普遍的伦理——政治集合”。在对于民族问题上,黑格尔认为不通过具体的特殊性(民族)的中介,康德的三元组世界——市民——社会是不可能的,然而康德或许在此比黑格尔更为激进,这里认同伦理实体的人是单一的个人,也即一种诡异的过程,在各种社会认同的的空间的间隙之内,出现了普遍的人!
康德励志的名言
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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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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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黄瓜种植注意事项
种植康德黄瓜要提前浸种催芽,定植时要控制好株间距、行距。秋季要适当的遮阳降温,以免出现徒长的现象。不同生长时期对空气湿度的要求不同,采用膜下滴灌的方法浇水,保持土壤湿度。除了给足基肥外,半个月要追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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