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人自卫问题
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5日
何伟 译 龚义哲 校
每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性组织。只要统治阶级能够通过国家将其意志施加于被剥削阶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能保持稳定。警察和军队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资本家虽然正越来越不喜欢由国家来控制军队，但只要国家能阻止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它就暂时不去拥有私人军队（尽管目前看来，它并未彻底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制度在上升时期，国家垄断武装力量被视为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被压迫阶级也这么认为。
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提出武装工人的问题。而且，他们将这种想法看作是来自遥远年代的浪漫回响而拒绝了它。
只有在沙皇俄国，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战斗队。这种行动最生动地显示了旧政权的不稳定性。沙皇君主专制政府越来越不能动用它的常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来调节社会关系；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志愿军”（它利用黑色百人团[1]向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学生、工人等发动了一次次大屠杀）。针对这些攻击，工人及各种民族团体开始组建自己的自卫队。这些事实是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
在欧洲，工人武装的问题在大战结束时才出现，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出现得更晚。在所有情况下（没有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动的资本家首先开始建立特殊的战斗组织，这些组织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军队并存。这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有远见、更心狠手辣。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不再完全依赖它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被“民主”准则束缚住了手脚。由于不能用老办法来调节阶级矛盾，“志愿”战斗组织出现了，它以肉体镇压无产阶级为目的，它的出现是民主开始瓦解的显兆。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改良主义政党以及工会希望民主国家的机关能够保卫他们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击，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希望最终都变成了幻想。在严重的危机关头，警察必然要对反革命匪徒摆出一副友善中立的姿态，如果不是彻底合作的话。然而，对民主生命力的极端幻想导致工人迟迟不能组织他们自己的战战斗队。“自卫”这个名称完全符合他们的目的，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因为发动进攻的总是反革命匪帮。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反革命匪徒的垄断资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
工人自卫队形成的过程与某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紧密相连；因此，也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加剧与缓和，兴衰与起伏。社会革命到来的过程并不是平稳而连贯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动荡才会发生，这些动荡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有时还会夹杂着延缓冲突的中场休息时刻，在这些中场休息期间，社会关系会得到缓和，使得革命的思想看似脱离了现实。
据此，自卫队的口号一度会遇到共鸣，有时候又听起来像是荒野中的呼喊，而且，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受到欢迎。
在法国最近几年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矛盾的过程。由于慢性经济危机，1934年2月反动势力公开采取攻势。另一方面，自卫的想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获得了认同。就连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也不得不建立类似的自卫机构。
“人民阵线“政策即工人组织完全跪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的路线，将革命危机推迟到不确定的将来，使得资产阶级排除了法西斯政变。此外，摆脱了内部紧急危机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发现来自国外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实现帝国主义目的，它就会立即利用民主已被“拯救”这个事实。
迫在眉睫的大战再次被宣称为是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正统的各个工人组织采取了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在1934年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却陷入了孤立。工人自卫的口号得不到工人支持。他们事实上防范谁呢？毕竟“民主”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打着“民主”的旗帜参战，并得到了正统工人组织的支持，这些工人组织允许“激进社会党”的达拉第立即建立有着“民主”表象的极权制度。
随着革命力量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的增长，自卫组织的问题会在法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复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化，目前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首先会引起上层的最野蛮的反动。军事化的法西斯主义会得到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扶持。建立自卫组织的问题将对无产阶级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此时谁都必然承认必须向工人阶级提供充足的步枪、机枪和火炮。
美国的政治生活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生动。经过罗斯福任期内的成功之后，到了1937年秋天，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经济衰退再次卷土重来，反动势力公开以好战的姿态涌现出来。粗鄙的黑格市长[2]一举成为 “国民”象征。柯林神父[3]鼓吹屠杀的布道得到广泛回响。民主党政府及其警察在垄断资本的匪徒面前撤退了。这段时间里，建立保卫工人组织及其出版物的军武装组织思想，开始在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最受威胁的阶层，特别是犹太人当中得到了响应。
1939年7月开始的新的经济复苏，显然与军备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有关，并恢复了六十个家族对“民主”的信心。另一方面需要补充的是，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现在不是捣乱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都在珍惜保护“民主”的政策下团结了起来。罗斯福对国会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黑格和柯林神父远远地退到了幕后。与此同时，1937年非左非右的戴斯委员会[4]，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相当大的权威。资产阶级再次 “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它想表明它可以用议会手段处理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卫的口号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吸引力。经历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开端之后，组织工人自卫的问题好像永远结束了。
在某些地方，很难将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在大量工人已经加入了自卫组织的地方，组织领导者不知道如何利用工人的力量。工人的兴趣逐渐衰减。对此不必感到意外或困惑。工人自卫组织的整个历史就是一段兴衰不断交替的时期。兴衰两个方面都反映了社会危机的痉挛。
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自卫问题上的任务，取决于当前时代的总体环境，也取决于其一时的波动起伏。在反革命匪徒对工人纠察队、工会、出版社等等进行直接攻击的条件下，非常容易将较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吸引到战斗队里来。然而，当资产阶级认为，不用这种非正式武装，而通过“民主”手段来控制群众才更为精明的时候，工人对自卫组织的兴趣必然降低。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武装工人先锋分子的任务？
完全错误。现在，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必然而又即将到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个将第四国际与其他工人组织加以区分开来的根本思想，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与组织自卫队有关的活动。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波动，以及暂时的兴衰起伏。如果一个人仅仅从这个时代的总特征出发，而不考虑其他，忽略其具体阶段，那他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每当事态出现重大转变，我们都要调整自己的基本任务，使之适应具体阶段中改变了的具体情况。这就是策略的艺术所在。
我们需要擅长军务的党的干部。因此，甚至在现在的“低潮时期”，他们也必须继续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理论工作必须包括学习布尔什维克、爱尔兰与波兰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法西斯、西班牙民兵等各种组织在军事和作战组织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整理出一个示范学习方案，和一间关于这些问题的图书室，安排讲座等等。
与此同时，参谋业务一刻也不能停止。我们必须收集与研究同各种反革命——任何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的剪报及其他信息，同时也要收集和研究与那些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革命作用的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黑人等）组织有关的剪报及信息。其实，这些工作与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防范格伯乌——有着密切联系。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深陷困境，以及共产国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着格伯乌的国外特务机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第四国际将会遭到格伯乌的残酷打击。我们必须能够揭发他们的行为，及时避免这些打击。
除了这种仅为党员所安排的严格限制的工作之外，我们必须为各种具体的目的而建立广泛公开的组织，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组织同无产阶级未来的军事任务联系起来。要把各类工人体育组织（体操、拳击、射击等），还有合唱团、乐队都囊括进这种组织。政治形势发生改变时，所有这些附属组织都能为建立广泛的工人自卫队而充当直接的基础。
在这份行动纲领的大纲里，我们认为特定时刻的政治气候，首先是国内法西斯主义压力的消减，会使得自卫方面的工作受到限制。情况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创建一个有严格阶级基础的军事分队也是个问题。
世界大战会迅速到来，并造成灾难性的浩劫，民主的幻想将会再次破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对工人自卫有利的关键转折
但退一步说，战争在此时此刻爆发了，工人的军事训练任务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战争爆发时是这种情况，战争爆发前也是这种情况。
不可能事先预测一切实际的可能性；但随着国家扩军，这些可能性无疑日益变大。我们必须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为此设立特别的委员会（或是委托给自卫组织的参谋人员，在必要的时刻，将其扩充为委员会）。
战争激起了对军事问题的兴趣，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兴趣，组织一系列的讲座，讲授关于当前武器类型和战术方法的问题。工人组织要招募这类军事专家，尽管他们与党及其目的毫无瓜葛。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必须利用政府的备战工作，以便对尽可能多的党员以及受党影响的工会活动家进行军务训练。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武装，在贯彻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把它同帝国主义的备战所创造出的条件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纲领问题上动摇，我们必须用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对他们讲话：“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希望保卫民主，但并不是六十个无冕之王的那种民主。首先我们清洁我们的民主，去除掉资产阶级巨头的污垢。然后我们就会为保卫它而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不是布尔什维克，会真心准备保卫这种民主吗？但是，你们在竭尽全力保卫民主的同时，不能变成六十大家族及为他们效力的资产阶级军官的盲目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学习军事问题，以便从它自己的队伍中推出尽可能多的军官。
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国家明天就会要求工人献出鲜血，所以国家今天就应该向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掌握军事技术，这样才能用最少的牺牲来实现军事目的。
“要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自己建立的正规军和兵营是不够的。工人必须有机会在车间、工厂、矿场上进行军事训练，费用由资本家来出。如果工人注定要付出他们的生命，那资产阶级爱国分子至少应该在物质上做出一点牺牲。
“国家必须给每个能携带武器的工人配备步枪，并在工人方便前往的地方，设立用于军事训练的步枪与火炮的设计训练场。”
我们与战争有关的鼓动，以及我们与战争有关的所有政策都必须对和平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战争的责任完全在资本家身上。但只要我们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推翻他们，我们就必须在他们的军队基层内斗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学会使用武器！”
女工也必须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女工接受医护培训，费用由资本家承担。
正如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每个工人，尽可能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因此帝国主义军队里的每个无产阶级士兵也要尽可能学习战争的艺术，一旦条件改变，就能利用它为工人阶级服务。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绝不是。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前方是什么。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
注释：
[1] 黑色百人团（The Black Hundreds）是俄国人民同盟和反革命同盟的俗称。他们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和“爱国”流氓，存在于俄国内战的整个时期。这个组织得到沙皇政府的秘密支持，专门从事反犹太主义的屠杀和恐吓激进分子。
[2] 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市长弗兰克·P·黑格（Frank P. Hague）是民主党人，在他治下的泽西市政当局昏庸腐败。当泽西市工人要在当地建立产联组织时，他动用政府的力量和警察的暴力，并同公司的打手合作，不让工人建立组织。他禁止工人组织纠察队，并将散发工会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或驱逐出城。当有人指控他侵犯了法律赋予工会活动家的基本民权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老子就是王法！”——原注
[3] 柯林神父，一个天主教神父，二十年代在底特律的地方广播节目中发迹。大萧条时期，他成了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全国代言人，担任他组织的“社会正义全国联盟”的领导人，直言不讳是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他们的反劳工，反犹太政策赢得了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圈子的支持。
[4] 戴斯委员会，即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1938—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机构。1938年 5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临时性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反共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马丁·.戴斯（1901-1972）担任主席，故又称戴斯委员会。参加调查的委极大多数都是右翼反共分子。二战后，该委员会开始传讯证人，侵犯了宪法第一条和第五条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然而，三十年代时，它就主要依赖志愿的证词。他们的首席调查员J.B.马修斯在三十年初曾是社会党的成员，曾在像美国国会反战组织这类的阵线组织中与斯大林派一起合作。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的直接写作背景是鲍威尔的文章，在鲍威尔的文章中，他把解决普鲁士版本的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
①在概念和理论上，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
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之所以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待遇，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达到现代公民的自我意识的高度，他们仍然信仰着犹太教。犹太人所生长在其中的普鲁士国家也没有达到现代国家所要求的理性国家的高度，依然和基督教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宗教问题：犹太人被宗教限制；普鲁士国家被宗教捆绑
②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是政治方式
普鲁士国家必须进行激烈的政治革命，必须斩断宗教和国家的联系，并彻底地取消宗教特权。如此，便不再有信仰着犹太教的主张着特权的犹太人。
先破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观点感到疑虑，
犹太人问题真的是宗教问题吗？
政治解放真的能起到鲍威尔所说的效果吗？
后立
1.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现代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宗教问题。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本不是犹太人和普鲁士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因为其背后特有的文化和现代理性之间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是政治解放的内在局限。
2.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并且政治解放是一个环节，并不是结果。
马克思广泛阅读诸多国家的政治著作，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北美的情况。而北美的真实情况是：有完备的现代民主政治，在国家和宗教的关系上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但与此同时，宗教依然生机勃勃。在这种情况下，鲍威尔所勾勒的画面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既然已经行了政治革命，有了现代国家，为什么还要宗教？马克思从这个角度切入，去看看在北美这个完备的现代缺陷国家所敞露出来的缺陷，或者说是政治解放的限度。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把犹太人的问题实质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内在限度问题或者是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问题。
现代缺陷国家所敞露出来的缺陷：
第北美版本的现代国家虽然是最完善的，但是依然是抽象的现代国家。
这种现代国家在黑格尔的书中是从市民社会中抽离出去的，并切断了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具体的联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抽离与对立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论证这个现代国家的抽象性。
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是类似宗教的抽象，当我们说宗教是抽象的时候，这个宗教的抽象何以完成？答案是借助于耶稣基督这个中介。通过耶稣基督，宗教使我们硬生生地与世俗的生活直接中断，然后放到以耶稣基督为中介的共同体中去。而国家实际上是以政治国家为新的中介，借以这个中介我们从市民社会中被超拔出来，作为国家的一员。当普选制得以真正落地的时候，无论你是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民族、何种社会地位，在你投出你那庄严的一票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借助了这样一个国家，来把你在市民社会中上述的所有差异给抹去了。你因而被从市民社会中抽离出来，借助国家被安放为国家成员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出发，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抽象的。
但是抽象并意味着不触碰，不解决真实问题。就像当初以耶稣基督为中介的天国一样，并不真实解决尘世间的苦难。这一以政治国家为中介的政治生活领域，它并不真实解决你在市民社会中正在经验着的分离对立和差异。所以，国家可以从宗教中，可以从私有财产关系中解脱出来，但是市民社会依然被按照各种规定性撕裂。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在已经行了政治革命的现代世界中，人依然过着双重的生活。和基督徒一样，一边你游走在真实的生活领域，另一方面你又以为你真实地从属于天国。你在市民社会中，你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依据，你把自己放大为绝对；你在政治国家中，站在所谓的普遍自由的高度，所谓的共同体的高度去行使你的政治生活。
因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分裂的，现代国家是抽象的。
第真正达到了政教分离高度的现代民主国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是绝对理念发展的过程，下一个环节的展开是上一个环节的真理。现代环节作为超越了基督教的下一个环节，是以政治的方式实现了上一个环节的真理。
那么蕴含在基督教中的真理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真理在现代国家这样一个环节是怎样被实现的？
马克思指出，基督教的真理是人的自由。基督教以上帝的方式告诉你，人的真理是人自我行规定。所以基督教并不仅仅强调上帝的绝对性、人的被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蕴含在基督教的那个环节的真理也可以被称作：人的主权（man’s sovereign）
人的主权在政治维度上即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听起来似乎是后基督教世界的，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管带你，它是在基督教环节中被承认的。主观自由真正地被承认要经历古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然后再到现代政治国家这三大环节。所以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被马克思理解为是以人造的政治国家的方式把内在与基督教中的原则即人的主权实现出来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基督教国家，它实现了基督教环节中的真理。
政治解放的限度：
第现代理性国家的发展趋势
然而政治国家的超越性需要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认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市民都能把整个世界想明白，他们无法意识到需要一个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关系。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这种对国家的认可和需要来源于公民宗教，典型的就是北美的福音派运动。这样的宗教已经在长在了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它彻底地摆脱了和世俗权力的纠缠。而一旦它摆脱了这种纠缠，他就有了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新的特征。
宗教只讲述超越的东西，只讲述超越差异的普遍性。因而也就讲述了国家之超越市民社会的普遍性，成为人们理解国家的重要支撑。宗教的重要性在于使得民众相信抽象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既然承认了宗教抽象的性质，也就承认了抽象的重要性，因而转成为对抽象国家的重要性的认可。也就是说，公民的宗教精神同时承担着他的政治意识。
但是，这样的现代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根本不能长久地存在
但是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长久地存在，维系着国家和市民社会联系的那种政治认同必定衰弱。一旦这种政治意识衰弱了，这个国家就沦为只属于市民社会本身的，是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环节的机制的外在国家，也就是市民社会维持自己的工具。
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你看清楚了现代国家基督教的本质，了解市民社会中作为个人的市民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就能立马断言这个国家必然衰弱。关于现代国家的衰落，马克思分为两步来论述：
第一步、《论犹太人问题》上篇结尾：人权
第二步、《论犹太人问题》下篇：实践的犹太教
①人权
政治解放后，在市民社会中活跃着的是独立的个人，相互分离的个体，是市民；在现代国家中，活跃着的是以普遍性为自己的行动原则的公民。由公民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以高出自己的类的权利为自己的政治诉求，这里自然的形成了一个结构：
市民（burger）：自私自利的个体，行特殊性
公民（citizen）：自觉地公民，行普遍性
人 （human）：类的高度
马克思认为并没有实际存在着对的这三个领域，在政治革命后就只有作为市民和公民的两种状态，那么现代国家作为目的来追求的人的权利，到底是市民的权利是公民的权利。
马克思通过对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等一系列的基本人权具体内涵进行解析，明确地指出人的权利的具体内涵实际上只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中实际存在着的自私自利的个体，是为了市民的权利，说白了是以私有财产权利为核心的权利。自由意味着人和人相互分离，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处置权；平等意味着这样的财产权是抽象平等的；安全意味着背后国家对他的保障；财产权被理解为自由权利的真实的体现。所以人权的四个基本领域被马克思死死地限定在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权利之上。
由此，马克思断言，以人权为目的的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倒过头来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
②实践的犹太教
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现代国家势必会带来市民社会的高度充分的发展，而市民社会一旦获得充分的发展，在市民社会中的人不仅仅是相互分离和对立的，而且所有的人会陷入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异化之中；被一种新的外部力量彻底地掌管，这个普遍的外部力量是以货币为它地中介形式的，即实践的犹太教。
所谓实践的犹太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实际上就是货币拜物教。市民社会中的实际生存情况是一方面自私自利（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特殊性原则），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相当于外部必然性，外部普遍性）：必须要进入到劳动分工体系中，必须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才能获得维持自己生命所需要的基本资源。
这样的基本生活境况，会使得市民社会中的人把货币当作是维系则航哥社会的新的中介，而不再把上帝或者现代版本的国家当作中介。
当然，这样的一种市民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现代国家为前提，因为现代国家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了每一个个体在私有制下与每一个人发生普遍的，无障碍地，自由的商品交换的权利。这样市民社会中的活跃着地个体会陷入一种实践版本地犹太教，这必然导致着支撑现代国家的那个抽象精神地必然衰弱。
所以马克思指出，“犹太教”一定会战胜基督教，当然并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战胜，而是指市民社会将会倒过头来图吞噬整个现代国家，还是那句话，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现代国家终究会沦落为内构于市民社会的外部国家。
总之，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并且政治接放不是最后的环节。
3.解放的道路——人的解放
因此，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接放一定是超越了政治解放了的解放。马克思在谈论到解放道路时稍有不同，上篇强调是人的解放，下篇强调的时社会解放。
当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时，意指在市民社会生活的个体，经由自己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上升到具有类的高度的社会存在，即不再有个体和共同体，个体和类的割裂。因为着要让这些个体所行的劳动本身就是社会所要求的，本身就是有社会规定性的，所以这些个体在当下的行为中就可以上升为社会性的存在，不再需要作为一个选举权的公民才能体会到自己是社会性的自己的普遍性高度。
当马克思强调社会解放时，意指让这样的一个市民社会从一个异己的外部力量掌控中挣脱出来。让这样的一个市民社会挣脱实践的犹太教，或者挣脱以货币为表达形式的外部力量的掌控，使它成为真正的human society
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厘清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知道现代国家终将衰亡，市民社会会变成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领域，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新的异化之中，我们会被一种新的异化所掌控。那么很清楚，这时候的社会解放的道路在于社会领域之内，在于对社会本身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在于取消使得市民社会陷入这样一种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而这种使得市民社会陷入这样一种异化的前提和条件的就是私有财产关系。在社会内部行变革，取消导致这种生活状态的私有财产制度，变成了他所讲的超越了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的现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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