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是很懂你们 二次元
二次元
二次元(日语：にじげん)二次元实际上是一种画风，与“三次元”(现实画风)相对，也就是日本动画的主流风格的代名词，其核心是日本特有的萌文化。 之后，二次元引入中国（台湾）时，由于搞混了“二维”，与“二维世界”，所以二次发展成了ACG次文化中对于动画、漫画、游戏等作品中的虚构世界的这一称呼用语，与“三次元”(现实世界)相对。
二次元一词的火爆来自于11年当时爱好者与不理解者的对立。“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二次元。”这句话可谓是说出了当时爱好者的无奈与心酸。
但是一部动画改变的了现状，那就是 《进击的巨人》
巨人的火爆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不少之前基本不去了解动画的入了坑，原本小众的群体突然涌进来一批新人，而且这批没人带领。这时候媒体的胡乱宣传，这些居心不良的人乱开车，不懂装懂的“大佬”指点江山，真正资深爱好者的声音被海量的噪音淹没，这就造成了一个很魔幻的现象“二次元”。
在此之后，“二次元”从指代作品世界观变成某些爱好者的的自称。
在此之后爱好者中便出现了诸如 “萌二”，“二刺螈”，“冻鳗”，“二不起”之类的嘲讽的话，最后出现了“不是很懂你们二次元”这句讽刺当初的“你们不懂什么是二次元。”的话。
因为ACG爱好者对这个称呼本能的很反感，原因大概是这个词很“二”次元吧
泛二次元
泛二次元，这一词最早出现在艾瑞咨询集团，《中国动画行业报告》中指的是对ACG有喜好但是不花钱的人。
而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对“泛二次元”的预测
而这个预测的数据被一家主流媒体直接拿来用了，没错就是央---视。
之后各个媒体夹杂私货到处宣传。央---视都这样了，其他，呵呵。
于是“二次元”倒成了指代ACG爱好者的“正统”称呼了
商家
由于央视的骚操作，让不少商家认识到了 死宅的钱真好骗这一事实。
于是各种“二次元”产品应运而生（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二次元”产品是最符合“二次元”一开始的意思的）。所实话其实我并不反感商家赚钱，但是你们想把我当凯子，不好意思，我不瞎，我们不瞎。
二次元从一开始的画风，到后来的指代ACG作品，再到后来的肤浅的ACG爱好者的自称，以及大众(媒体)对爱好者的称呼，最后变成了某些商家为了赚钱给作品加的“属性”。
一开始，我以为我懂什么是“二次元”，现在我觉得我不懂“二次元”。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而已，不是什么“二次元”，也不想成为“二次元”，至于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二次元”，谁知道呢？
一个调查记者的自白 你们不是真的需要我
我是个调查记者，算来我的记者生涯也有四年了，不短不长。我做记者的原因很简单：想要去远方，去很多个远方，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故事。
大二下的某个夜晚，真是鬼使神差，我偷偷溜进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讲座，从此迷上了记者这个职业。
那天的主讲人是王克勤，“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记者。
他谈起在做调查新闻时的经历，采访过程像是一部警匪片。比如有一次，他在探访一个发生了矿难的村庄时，矿主的人把守着进村的路口。他翻山越岭，硬是走了几小时山路进村。
进村只是第一步。村民们大多在矿上工作，他们不想摊上事儿。一张外来的陌生面孔，既要找到遇难者家属，又要避人耳目，鬼鬼祟祟犹如“特务”。
特务倒也罢了，至少在接头时，他们还有信任基础。但是有的受害人家属，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王克勤有个习惯，他把受访人说过的内容写在纸上，并让对方“签字画押”。可谓步步为营、如履薄冰。
这一切做完，还要想着如何脱身。王克勤谈到，他有一次暴露了行踪，抢在对方之先离开了村庄，却在路上遇到关卡。他假扮成老农民，坐在三轮车车厢里，一个劲儿地吐着烟圈。在烟雾中掩护自己，终于“逃出生天”。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很多情节在记忆中变得模糊，我却记得当晚的感受：“记者太有意思了！”
可惜，专业成为我的第一块绊脚石。我读的是生物工程，与新闻行业八竿子打不着。找工作的时候，招聘方都有专业相关的要求。我恨恨地望着那一页纸，只能感叹，本专业它真的是个坑啊！
更大的阻力来自家庭。他们认为，毕业是个重大的人生节点，能找到工作就是成功转型了，哪怕一个月挣五百块也可以接受。但是限制也很明确：绝对不能离开重庆。
前途无望、后顾茫茫，在我左顾右盼的焦虑之中，招聘季滑入尾声。那一年，重庆媒体几乎没有招聘信息，仅有的几个名额，想来也轮不到我。后来，在2015年4月5日，我骗家里说，要留在学校里做实验，偷偷地买了北上的车票。
那是我投出去的简历中，“唯二”的回音，另一个是内蒙古某某都市报。我选定了北京的这家，这可是个大报社：北京青年报！
好吧，我承认，它只是北青报下的一个小报，全名是“北青社区报世纪城版”，每周出版一期，还只有四页纸。
它招聘的记者，主要在北京西四环的一个街道工作，每天在各个小区里转悠，抄录通知栏上的停水、停电信息，当天就发布微信。或者采访一下居委会的文艺活动，或者是某个二胡拉得好的大爷，又或者是一次广场舞比赛。
尽管它只是一张薄薄的免费赠送的报纸，但——它能给我署名记者啊，我已是求之不及，在火车上站了24小时去北京面试，即将返程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负责招聘的站长，酸溜溜地告诉他，北方天气真的和南方不同，很是清爽自在。
言下之意：“你可要让我再来啊！”很幸运的是，他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欢欣雀跃地回到重庆，订好了再去北京的车票，临走之前的一天晚上，才正式告诉了家人一切。我的想法是：工作找好了，车票买好了，明天就走了，告诉你们一声儿。
无论何时回忆起来，在北青社区报的日子，都是我最元气满满的时光。我花400元买了一辆单车，每天骑着它，用一个小时在家与公司之间来来回回。每周出版一次的四页报纸，我总会在我的名字前的“记者”字样处，多看上两眼。
回忆起来，那时没有做过“大新闻”，但是对于哪个小区停水停电如数家珍。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件，我觊觎着它，一夜没睡。天津太近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嚷着要去现场，一个快要退休的记者却讽刺道：你们去了能干啥啊。
天津没去成，我在社区报做过的最大的新闻，是一名男子点火烧了一辆车，这事儿就发生在世纪城。我受命前去的时候，心情那叫一个激动，跑到现场时已是一身汗水淋漓，目击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而劝我：“你别着急啊，先休息一下”。
也是那次经历，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报记者”。相比之下，他们可真有风度，一群人来了之后，扶着栏杆望着烧毁的车，互相聊着天看上去很熟。京华时报来了，北青报也来了，他们说着，新京报的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快就发稿了？
我望着他们，看他们气定神闲的样子，心里默想着：嗯，大报风范。
虽然没有“北京情结”，但既然到了北京，我也没想在社区报做一辈子。事实上，我在那时的计划很明确，分三步走：
一，先在社区报干上两年，等机会去市级媒体，比如北京娱乐信报？
二，再做个两三年，看有没有机会去个北青报、或者京华时报？
三，做到了五六年时，或许有机会试试新京报？
就这样，我把自己至少十年的人生给安排了，没有想过记者以外的任何可能。记者多好啊，能够公司报销着到处奔走，听别人讲故事，还有钱赚！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京娱乐信报率先关停。不到两年时间，京华时报也作烟云散了。我始终记得在采访中遇到的京华时报记者，他们似乎总是一男一女两人搭配，在各种突发现场闲庭信步地走着。我还没来得及明白缘故，它就没了。
世界总在变化中，我也没能遵守自己的“规划表”。不到半年，我离开了社区报，去了最高检下的一本机关刊物，在即将转正之际，机会终于来了！
2016年初夏，南方省份的某知名报社，开始了社会招聘。我顺利通过了面试，激动坏了，在当时的我看来，它并不比新京报差，岂不相当于在毕业还不到一年时，成功地“一步登天”？
然而，进入这家报社有很多限制，我却在狂喜之中忽略了：
只是实习、不一定转正？——没关系！
试用期不签合同？——没关系！
试用期可能一两个月，也可能半年以上？——没关系！
实习期间的工资很低？——没关系！
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问过工资多少，怎么转正的问题。在大学期间，我读过的那么多丛书当中，记者们突破层层艰难险阻，如何获取了被隐瞒的真相，这些故事有很多是发生在这家报社的。我首先是相信它，这是先验的。其次才是相信自己，不畏艰难。
进入报社后，没过多久，我报道了一则在IT圈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一个“白帽黑客”在互联网公司的举报下被抓。报社领导来问：“有没有兴趣去广州，去深度报道组？”
当然愿意！
我既没有得到钱，也没有得到合同，却乐滋滋地退掉北京的房，交付了五千多块的违约金。又是自个人买票，到了广州租房子、买家具，兴冲冲地报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我终于做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勉强算是个调查记者吧”。我想。
尽管研究调查记者的学者，并不会把我算在其中，但在那时，从“白帽黑客被抓事件”，到乌云网整个覆灭，从东北虎咬死下车乘客，到杨永信的13号室再掀波澜，从网络主播虐杀动物，到网络主播做假公益骗钱，再到直播中数不清的诈捐事件。我做了些大大小小的独家，也曾把犯罪嫌疑人曝光出来、送进牢房。
感觉不赖。
但是，调查记者的生活有够苦X。每天的深夜凌晨，到早上一醒，便开始四处搜罗选题，在报社里动不动加班到深夜。“996”算什么？最怕的是24小时随时响应。
另一方面，在爆料平台里的海量信息中，别指望有任何“正能量”。我发现，最多的就是主张自己遭受了冤屈，十几二十年不得平反的人，他们把整个人生陷了进去，申诉材料的厚度比得上《三体》。其次，便是举报违法平台骗走了钱财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负面情绪的来源，是调查报道已经刊发了，却丝毫没有反响的时候。能够引发讨论的报道，在记者的工作中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冤屈和不公石沉大海。
我常常自嘲说：关注调查报道的，除了期盼正义的所谓受害人，以及盯着差错想找麻烦的“被调查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会看调查报道了。
只是有的时候，当某个热点事件疑点重重时，会有人终于想起来感叹：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这种声音总不乏响应者。但在平时的话，呵，不存在的。
2016年下半年，越来越接近年底时，我的钱袋子也渐渐空了。然而，合同依然没得签，转正遥遥无期。尽管直接领导说：“稿费我一定保障，给你的比正常记者还高一等”，但七个月下来，只有一万余元，连在最初搬家时的亏空都填不上。
最为紧迫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只能吃一碗13元的杂酱面，外加一瓶冰镇可乐。后来，饿到难以为继了，我离开了那里。再到后来，有人评价我说：“向XX这个人做新闻，还不够热情”。
满身疲惫地回到重庆，遭遇家人的白眼，自是不可避免的了。真如新裤子乐队唱的那样：“忘了吧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
我对此反思了很久，谁叫我在当初空自信任？在个人的理想情怀高涨时，容易看不清现实，那就要承担被现实踩踏的后果。我现在也了解到，比我更优秀的、从各大名校毕业的、怀着憧憬在报社里耗到失望的年轻人，多的是。
归根结底，调查记者虽然面临“濒危”，但并不属于“珍稀物种”。人言道，物以稀为贵，有人就以为，仅存不多的调查记者是很珍贵的。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是因为不再需要了，所以数量很少。也是因为不再需要了，“供需关系”中，“身价”更贱。
在如今，职能部分逐渐新媒体化，其所拥有的权利，让它更容易了解到权威性高的真相，而互联网的多种渠道，让它更便捷地回应公众的关切。很明显，不只在一次热点事件中，公众呼吁的是“等待官方通报”，而非等待媒体调查。
传播生态的改变，很迅速，也很残酷。草莽英雄也好，“无冕之王”也罢，只能活在偶尔才有的一次次集体回忆里。
与其执着于旧日的光荣，动不动作出苦大仇深状，那是很招人嫌的。还不如顺应改变，在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深度报道，呈现出真相背后的深层次肌理。虽然很难，要求更高，但好歹能够“自高身价”。
有时候，我也会回头，看看三四年前的那个少年。他为了一份职业，几乎是离家出走。为了一家心仪的公司，忍受着日日夜夜的饥饿，但他依然热爱他的工作。
假设，现在的我回到过去，我会阻止他吗？答案是——
——会的。
我会阻止他，想办法断了他的念想，也不介意把难堪的往事说给他听，或者告诉他，他是真的天资不足，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总之，我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听的。
就像是同行之间在聊天时，几乎都会感叹说，工作多苦生活多难。但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总是又一次看到他们，仿佛是注定了的相遇。
我不喜欢亦舒的调调，她有一句话，我却喜欢：“墙高万丈，挡的只是不来的人，要来，千军万马也是挡不住的。 ”
献给11.8中国记者节
作者 | 向由
排版 | GINNY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我真的不是很懂你们、二次元
一个调查记者的自白 二次元 你们不是真的需要我 我真的不是很懂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