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陷阱 被漠视的技术伦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百度长期行为带来的形象积累的社会反射。时至今日，一旦提到“李彦宏”“百度”，公众马上会条件反射一般地联想到“魏则西”“莆田系”“百度已死”“骗子首领”“看病靠百度等于作死”……
陷阱之门
几乎所有人——包括掩耳盗铃者，都知道主要问题出在哪里。用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原话说就是：“看病靠百度？等于作死！”
在1990年代，一群“农民性病游医”以“牛皮癣”攻陷每一座中国城市，新世纪之后，积累了资本，承包科室或自建医院，医疗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莆田系”大军崛起。
医疗是一个绝对的精英话语领域，所以，寻医问药的第一要义就是信任权威。在中国，权威必然集中于公立医院，因为它既有集中的技术能力，又有规范的制度控制，一定程度上还有政府信用的背书。
数字与逻辑吻合：根据波士顿咨询2018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2016年，民营医院数量在全国医院总数中占比已达56%，但住院患者数仅占全国总数的16%。
广告，是“莆田系”从城市医疗这一精英领域分一杯羹的最直接办法。
2013年底的数据显示，全国民营医院共1.13万家，“莆田系”占8成左右。其中一部分“莆田系”医院在百度以关键字竞价排名，网民点击一次，医院就要支付数百元乃至上千元的费用，这些成本，当然最终都是由上门求医者去埋单——在逻辑上这已经自证为一个陷阱。
点击的“转化率”无法保障，但广告费用则是刚性的。这两者的矛盾，也让莆田系医院吃不消，于是就有了2015年他们和百度之间的对抗事件。
当年3月21日，莆田 (中国) 健康产业总会发布《关于停止所有有偿网络推广的通知》，要求所有会员单位自2015年4月1日起停止所有有偿网络推广活动。
《通知》里面提到：“莆系医疗人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如今因为网络竞价的规则，导致行业面临严重问题，很多医疗机构几乎为互联网公司打工……”
意思很明显，钱都进了“互联网公司”的腰包，而这个“互联网公司”是谁，天下皆知。原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曾经说过,2013年百度全年广告总量260亿元,莆田民营医院就做了120亿。
当然，经验才是情绪生成的最有力的催化剂，每一个使用者都有自己的经验。
技术伦理
对于市场行为而言，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在于它可以突破地理限制，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节省交易成本。
通用技术为所有人服务，就像雨点打在所有人头上一样。如果交易行为的其中一端是一个骗子，那么技术也会帮助另一端的人便捷地上当。也就是说，技术同样可以精准地匹配施害者与受害者。
互联网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防止一般化的骗局得逞，一般情况下，这也是一种互联网商业机会得以成立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比如通过第三方支付，网上购物就基本上杜绝了“收钱不交货”这种传统的诈骗行为。
第三方支付当然首先是一种信用建构，但同时，它也无形中为网络购物的实现提供了伦理支持——因为它的存在，新技术的应用就最大限度上防范了道德风险。
技术行为，除了其可能性，还要考虑其活动的目的，以及后果上的正当性，这就是所谓技术伦理。如果特定的技术掌握在特定的人或机构手中，那么掌握它的人就应该担负起伦理责任。
倘若技术是完全开放性的，产品或服务脱离生产者之后即完全由用户自主的，那就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了——比如汽车交付以后，有人开着汽车特意去把人撞死。
技术行为作恶的一大特点是，技术行为本身凝聚着强烈的技术伦理责任，但掌握着它的人则总是试图通过诡辩，把它偷换为“开汽车撞死人”这种“后果自负”的纯法律问题。
套路性的话语就是：“我们只是一个信息渠道、中介平台，用户都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作为一种服务手段，如果互联网技术真的是依照这样一种逻辑运转，那它根本不会有任何发展空间。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是一个社会资本为零、毫无信任可言的系统，与现实空间的运转逻辑在根本上对立，因此也就不会成为现实行为的延伸和替代。
打个比方，如果人们对网上购物的每一次下单对方会不会发货、钱会不会打水漂都毫无把握，那么阿里巴巴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我们一定继续会把钱藏在枕头底下，坚持到实体商店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一个凝聚着最强烈的伦理责任的链条。如果作为链条一端的医院具有“坑人”的动机，患者就很容易入彀。
“让人们更容易找到陷阱并且掉进去”——如果这一结果只是因为现有技术无法筛查和降低风险，那只是说明这一技术在应用上存在缺陷，有待进行技术性地完善。真正的伦理灾难出现在另一种情况下，那就是技术和陷阱在利益上结盟。
社会大众不喜欢一家公司以及它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事实长期体现了后一种情况。许多人在技术指引下精准地掉入陷阱，付出经济的、健康的乃至生命的代价。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因为理清如此简单的是非问题只需要道德常识，不依赖任何高深的逻辑能力。
无盖的沙井
对于千夫所指的“骗子广告”问题，有另一种辩解。它说，百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午餐，在商业上赚钱有什么问题呢？如果百度没有了收入来源，谁来支撑它发展呢，它怎么能成为为中国人争口气的世界级大企业呢？
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坏，就是蠢，我们善意地倾向于后者。
第二，商业与不择手段的营利行为有根本的区别，这是商业正当性的前提；荣耀的正当性就更是如此，目的从来不能证明手段正确。
第三，百度还有另一重角色。
前面两者都很容易理解，重点说第三个——百度的另一重角色。
这并不新鲜，在当下这个IT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准公共产品，比如支付宝，比如微信。它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但胜出后基本上就排除了竞争；而因为它们和社会生活已经深度结合，谁离开了它们，在当前条件下的生活、工作就难以运转。
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成立的前提和成立后的日常运转指标，重点都是可靠与安全。人们无法想象，如果自来水是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东西，生活会变什么模样。
在一些城市，有一些盲道，可能导向一个没有盖子的沙井，这种情况往往会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以及公众的普遍愤怒。因为宣称为了便利盲人的盲道，事实上把盲人带入了陷阱。
沙井无盖，多数情况下是城市管理的疏忽导致的，是无心之恶。从意图上说，城市管理是绝对要尽力防范这一可能性的。
我们再假设另一种完全人为的因素，才能真正了解准公共产品失去伦理规范的后果：假设有一家机构，修建了一条免费使用的道路，道路两旁开了许多汽车维修店，这家机构就和其中的一部分黑心维修店达成商业合作关系，收取高额费用后把道路的出口安排在这些黑心汽修店门前……
结论自然是“无语”。
“无法想象”的原因，有法规问题，也同样有商业伦理、技术伦理问题，是后者让这一表述里包含震惊意味。
资本的自我繁殖必须依赖利润创造，因此游走于法规的模糊地带去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是人们能够理解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家企业规模越大、运作越成熟，那么它对形象就越在意，越希望获得尊敬，利益与伦理就会越趋向于平衡——至少表面上如此。
那种普通人仅通过道德直觉就能做出判断并且顿生反感的行为，很少出现在大企业的日常运转之中。因为一旦那样做，资本的对立面就不仅仅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了，而是所有人，那么它是无法存活的，这与它自我繁殖的本能相悖。
“欧美公司无法想象”的，除了居然可以这么做，大概还包括依然活得这样好。
2018年年底，《哈佛商业评论》评选出“全球最受关注的十大AI领军人物”，李彦宏位列第三。本来这是一个足以令国人尊敬乃至骄傲的消息，但中国社会对百度的负面观感却依然如故。因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对技术伦理的漠视集于一身，更加令人不安。
这就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深层恐惧”。
作者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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