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

比起《西行漫记》,我更喜欢用《红星照耀中国》来称呼这部由埃德加.斯诺完成的纪实报告。整本书更像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发迹史亦或是中共早期领袖名人录。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曾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在西方人眼中，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而神秘的，一个西方记者用自己的视野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西北角的所见、所闻。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一年。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整个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了。这四个月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他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战所证实了。

在斯诺的笔下，我看到的是一个当代人难以想象的中国西北角。很难相信，仅仅是在我祖父辈出生的年代，真实的中国农村是怎样一种破败、贫穷、封闭。连年的军阀混战，沉重的赋税让农民苦不堪言，超过一半税金需要去维持国民党庞大的正规军。遇上的三十年代大饥荒更像是一场人祸，仅陕西一省，人口锐减达三百万，1928至1930年，整个中国北方至少1300万人死于饥荒。沿海地区悄然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似乎与这里无关。整个中国西部农村，已经停滞了几个世纪，经济凋敝，在饥寒交迫与地主官僚的压迫下徘徊。很难想象在当时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农村，共产党是怎样让人民信服，怎样让农民相信这个红色政党。我想，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为大多数人谋福祉。显然，共产党赢得了这大多数。

在陕北简陋的窑洞中，斯诺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彻夜长谈，也为我们还原了红军从起义，建立根据地，长征，再到陕甘宁边区的艰难行军。也许世界上再很难找出一个政党或国家领袖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指挥战争之余与战士一样投入生产，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如此靠近人民。那时国民党及其他军阀队伍可以说是害怕人民的，从斯诺亲眼所见他们对人民的种种暴行及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溢于言表。他们的兵源多是派系军阀发迹地的壮丁，文化水平低，几乎没有什么理想觉悟可言，投军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红军与他们有着本质区别，红军是革命的队伍，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崇高的理想，大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如果问，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支队伍凝聚起来，我想是信念，抱着对全中国人民赤诚的信念。红军的战士来自普通农民，他们的革命是为了身后占中国九成以上人口的农民。而这些，是所以旧中国军队所不具有的。

《红星照耀中国》很好的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几个疑惑。是什么让这样一支装备低劣的军队屡次以弱胜强，最终取得政权?是什么样的领导人有这样的魄力改造中国?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农民带来怎样了的改革？这些问题，斯诺在笔下都给我做了最好的回答。

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民心向背，引用一段斯诺看到的，“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忧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保护总司令生命后来证明也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太多了。”这是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飞临西安督战的场景，两党最高领导人神态迥异，谁得民心，不言而喻。

一个政党，要永葆生机，须知永远站在人民的队伍间，永远不要忘记民心所向这块试金石。

丙申年五月十八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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