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
北洋起源
北洋时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六十余里，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
“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拉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能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选自《北洋野史》序言）。
新军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北洋军阀建立
1912年4月，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同盟会内部分化，袁世凯便趁机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实现了中国短暂的统一。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后，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打败。
袁世凯取胜“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发展实业的计划，同时也加紧复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因为外交的压力和财政的危机，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企图以武力手段统一南方军阀，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直皖战争
北洋军阀分裂后，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战争。
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此次战争历时五日，最终皖军大败。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对中国形势造成了很大影响。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极力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了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直系不能容忍了，吴佩孚一再通电，揭露梁媚日卖国的丑行，梁士诒组阁近一个月，即于1922年1月25日托病请假离任出京。
张作霖决意武力对付直系，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攻，改名为“镇威军”。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即日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第16师于5月4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1师退出了丰台，造成了奉军西线崩溃。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率部绕至奉军的侧面，发起猛攻，西线的奉军也全线的溃退。当时第二梯队的战斗力比较强，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两年前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获胜以后，调了嫡系的第3师、第26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打退进攻，但是因为奉军整体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
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各部几乎全线溃退，仅有的战而能胜、退而有序的部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第二梯队。最终奉军在东西两线均失败，士兵阵亡2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俘虏了4万余人，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为抗击奉系军阀的进攻，9月17日曹锟发布讨张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区分。
当时，直军企图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合围奉军，但由于奉军海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国进行了干预，直军被迫放弃了计划。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直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陷入被动。9月15日到22日，奉军第2军、第5军，兵分两路，分别由阜新、通辽向直军防地攻击前进。奉军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接着，奉军的骑兵队也由彰武出动，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是时，直军第3军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正与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在古北口一线按兵不动。9月28日，榆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却前赴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都遭到很大的伤亡。奉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侦知九门口直军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转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军的长城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2日亲临榆关组织直军进行反扑，一度曾将九门口夺回。奉军在直军反扑面前全力抗击，与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终将直军的进攻击退，再度攻占九门口。在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中，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 10月9日奉军攻占了赤峰。15日，赤峰被赶来前线的直军第3军二部夺回。时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到，便电告孙岳，叫他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下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发动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了北京。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 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第3两军军长。“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3师、第26师各一部，共约七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命令部队开往杨村一线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企图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再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从冯玉祥的控制下夺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直军主力丧失殆尽。从10月31日到11月 2日，冯军先后攻占了杨村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
张作霖、冯玉祥等随后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之后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此次战争使社会遭到破坏，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了。
北洋军阀统治覆灭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也建立了，为了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统治，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之后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北洋军阀统治覆灭
皖系
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
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直系
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奉系
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势力分布
直系军阀：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头目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靠山是美国、英国；
皖系军阀：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头目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永泉、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靠山是日本；
奉系军阀：分布在奉天、黑龙江、吉林，头目是张作霖、张学良，靠山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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