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社会影响有哪些
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该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余次。
《潇洒走一回》社会影响有哪些
《潇洒走一回》的歌词无疑写的是情，但一首歌曲诞生之后，面对大众，必定会招来无数听者的“误读”。《潇洒走一回》也未能幸免遇难。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潇洒走一回”其实也等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能捞多少是多少”这些词句的意思，都是在中国人在佛、儒、道三教合一的传统熏染下，所慢慢形成的一种民族共同和共通的人生态度与哲理。
而让《潇洒走一回》能够在九十年代初潇洒得起来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时代重商轻文、重利轻义的时代氛围，很好的为这首歌曲提供了一种文化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除了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继续保持着世界前列的经济繁荣外，中国大陆地区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指引下，经过前十年的铺垫而渐入佳境，尤其是商业领域的蓬勃发展，更是最大限度带动了中国大陆地区的繁荣景象。但是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因为相应的政策甚至文化的没有跟上，导致了市场经济因为过度追求纯粹的商业化，而使得整个社会显得非常浮躁，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逐渐地开始滋长和蔓延。《潇洒走一回》一定程度上成为许多只追求利益、不计较人文的商人，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哲学护身符。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商业风潮中，不计后果、只看眼前的一种时代特征的如实反映。
当然，这些“误读”是歌曲作者当初根本无法想象的。
葛优躺社会影响有哪些
葛优躺这种欠文雅、不文明的身体姿势，却奇迹般地走红，这说明，在一个恶搞文化主宰网络的时代，好孩子的标准正在发生改变。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依然不妨碍某个人或某个形象红遍网络。
经典喜剧人物表情被“挖坟”、重新塑造和诠释，这不是偶然性的网络事件，而是网红时代，流行文化和网民感受力变化的必然结果。葛优扮演的“季春生”可惜早生了二十多年。在如今，他的颓废、玩世不恭、行为乖张，正是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忙、挣钱越来越不容易的当下，大众情绪的解压阀和突破口。“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么瘫着”、“漫无目的的颓废”、“其实并不是很想活”……开启了顽主和废柴们“逆袭”正襟危坐正人君子的新纪元。
2016年12月14日，语言文字规范类刊物《咬文嚼字》杂志社发布了“2016年十大流行语”，葛优躺流行语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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