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玄学批判
我在阅读《左传》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左传》中充满了卜筮神谶，可如果我们把这些预测的目标时间排列一下，目标时间在左丘明生死期之前的尽数兑现，目标时间在他身故后的预测大都不准甚至完全错误(例如著名的田氏代齐)。《左传》研究者们普遍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卜筮并非真实存在，只是左丘明掺入自己看法的手段，相当于更隐蔽的“太史公曰”。还有一种解释：上古时期凡有大事必进行多次卜算，而左丘明最后只取其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一个。而且春秋诸公伯常有不顾卜筮结果执意而行的事，最后皆以失败告终，一则是对卜筮结果不大相信，二则是因为上述的这个可能吧。
如果多次卜算是个猜想的话，“卜”和“算”分开则是史实了。《尚书 洪范》明确地记载了它。在史书记载中，经常出现占卜和蓍算吉凶休咎截然不同的情况，也可作为一个例证。通常来说，蓍算的权威度高于占卜，因为其更“穷尽天理”，实际上我觉得只不过是它的算法更复杂、结果更规范一些罢了。占卜的主观性更强，蓍算则稍弱，这背后或许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我将尝试从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角度略作简述。
占卜和蓍算的区别，从最直观的来看，一个通过观看纹路得出结论，一个通过计算与书对照得出结论。后者显然更确定、更易掌握。从时间来看，前者出现时间更早，后者则相对较晚(或有材料保存差异而引起的误差)；从空间上来看，前者基于黄河下游流域华北平原东部，后者基于黄河中游关中平原、黄土高原一带。蓍算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取代了占卜，而在齐、燕等国仍然有占卜的遗存。追溯占卜的历史，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用于占卜的有刻画符号的甲骨当在二里岗文化(前期，对应商代早期)，而往更远追溯至学界争议的部分，则可前推至在潍坊发现的大汶口末期-岳石文化早期(约在公元前十二十世纪)的甲骨，这些甲骨有疑似占卜的痕迹，“骨刻文”的说法也由此产生。我们不提它。占卜的发源在上古称“穷桑”的这一片地带(安阳以东至山东半岛)，是无可争议的商族发源地，并具有鲜明的采集、渔猎特征。关中平原及黄土高原就不必说了，是农耕文化的盛地――对比卜算用的材料也可略知一二。如此则卜算两种方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先周时期，周族也曾用过占卜的方法，那便是学界前些年研究的热门――陕西周原甲骨。周族在岐山下的周原时期是他们兴盛的开端，不过他们曾被后期的商王朝统治过，这在《竹书纪年》中有记载，约在武乙-文丁-帝乙时期，帝乙时接受册封，是他们壮大的开始，公元前1062年(Nivison在《竹书纪年》考证的年代)他们具有了代行征伐的权力，这成了他们“受命”与“翦商”之始。周原甲骨的内容体现了他们对还如日中天的商王朝的忠诚，这些留存在甲骨中。如此来看，卜算两种方式，还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由此西周建立以及公元前九世纪的礼制改革后，“算”替代“卜”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我还要从人类学角度说明这种正当性与必然性，它是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卜算两种方式，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我们已经知道，占卜的自由度更高，而谁去做这个解释呢？是古代的巫觋阶层。对比世界各文明早期，不难发现神权最初总是凌驾在王权之上的，最后两者矛盾激化而爆发斗争，大都因世俗王权掌握实际权力而最终获胜，迫使神权依附于王权或消灭掉神权。西非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一个酋邦的王厄伽曼斯就是例子，以往国家最高阶层是祭司阶层，祭司有权随时命令国王自杀，可到了那一天祭司让他自杀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自杀，反而带着自己的侍卫进入神殿，杀掉了所有的祭司。又如巴比伦城陷于波斯，有一种说法正是末代巴比伦王与祭司不和，祭司与居鲁士里应外合，灭亡了巴比伦王国。在商代的偏向采集、渔猎的社会，世俗王权与神权的矛盾尚不是很尖锐，甚至可以作为联盟；但身为农耕社会的周王朝就不一样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周王朝的不断强盛与扩张，世俗王权的不断加强，王权击败神权的那一刻终归会到来。于是我们看到，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改掉了早期的萨满教(巫术)因素，转为礼乐教化万邦；我们看到成文《周易》出现，蓍草取代甲骨，这个重要意义如同欧洲用本国语言翻译《圣经》而不必依靠教士解释一样，是一次巨大而全面的思想解放。于是我们看到，与卫巫同伙监视国人的周厉王被愤怒的国人驱逐流放，以至于到春秋战国时期血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无数底层贵族甚至是平民依靠才能显赫一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既然蓍算既“精确”，又好用，还代表着世俗王权的利益，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还有那么多贵族不听这“金玉良言”呢？因为那是一个“大争之世”，他们想做的只有在这场斗争中成为赢家，最少不要被淘汰。而在此时，卜算本身就显得不那么精确与好用了。我们现代人知道统计学概率论，我举出一个蓍算的算法：取五十根蓍草(长条状，可用牙签、中性笔、你和你同学的成绩单代替)，取其中一根放于桌子正前端，象征“太极”，剩下四十九根随机分成两部分，左为“天”，右为“地”(有一种说法须要左少右多，象征天轻地重)，从“地”取出一根“人”放于右手小指与无名指间，右手分左堆，四根一组，取余数(小于等于四大于零)放于右手中指与无名指间；左手分右堆，如此操作，取余于右手中指与食指间，将右手所有蓍草放于一边。拢合剩余蓍草，再选“天地人”如上。再进行一次。共三次后，剩余蓍草除以四，得六(老阴)、七(少阳)、八(少阴)、九(老阳)中的一个，是为第一爻。如是共六次，得六爻成一卦，变其“变爻(即原老阳老阴)”阴阳变换，得其变卦。分析卦时重点看《周易》原变卦卦辞与对应变爻爻辞。又有言曰“上午阳气上升，测之为佳”者，也算其规定。这便是流传千年的最原始的蓍算方式了。
我们分析这种方式。“算卦”便讲究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我们所认为的最灵的算卦必是能随时变化，完美切合我们心境并能指引我们方向的。那我们看看这种精密的计算方式“变数”在哪里吧。在时间吗？我们无法想象时间是个可以有影响的变量。在其具体数据吗？我们知道，每一个卦的算出基于每一个爻的获得，而爻又最终取决于三次为桌子上剩余蓍草的分组。若是一定要相信这爻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话，除非去承认这个算卦者的一切欲求、一切想法、一切困难与解决它的方法都藏在把几十根草分开这一个个简单的动作里。莫非一个人得了帕金森症，算卦时哆哆嗦嗦，而《周易》的创作者们――或者说那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科学尽头”早已预知到并把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加密写在了爻辞中？又或者，我们权且信算卦的理论是对的――可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自己)创造了“太极”，创造了“天”和“地”，最后才象征般地取一根蓍草代表自己。那取草之前的“自己”是什么？或许只能理解为“昊天上帝”了吧，或者与那个最初出现的“太极”遥相呼应。既然创造了这么多，创造的还都有用(不然卦就没用了)，那自己就真成了这“上帝”了。“上帝”算卦干什么呢？
还有诸多所谓的“算卦”方法，有的聪明了一点，把“时间”这个变量引入，但更多的是“破罐子破摔”了：算的方式越来越简单，有抛铜钱的，有抽签的，“响应互联网+号召”，连“互联网+算命”都出来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这一点：“卦”是“算”不出来的。于是出来了两种人，一种是研究“卦”本身的人，另一种又可分为两小类：“大师”与崇拜“大师”的人。依我个人的观察，后者居多，“后后者”更占“后者”的绝大多数。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成因。一方面，人们对“算卦”这种纯粹的方法越来越不相信；另一方面，大家没有科学研究、追根溯源的意识，在此种科学知识匮乏而迷信盛行的情况下，大家需要这种“帮自己算卦”的“神仙”。有需求必然催生出一个“产业”，“大师文化”据我所知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了。那个在曹操未得志时便说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知人者”就可算作此种“大师”的“杰出代表”。如果更往前，从战国末期兴起的方士(如见燕昭王的邹衍，见秦始皇的徐巿，见汉武帝推销长生不老药结果死得比汉武帝还早的方士们)就开始了。这些人“主营业务”便是给人算命，汉代儒学谶纬的神学化给了他们一层加成(纬书各篇针对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都自相矛盾，如那“十纪论”和“太易、太初、太素”创世论，据我考证来源于《列子》，后者又应是战国时不得志的方士们写的书)――顺带推销点东西。他们先是要给人营造一种“我很神”的假象，然后就开始干他推销员的活，从这种意义上说也算是诈骗了。他们就这样随着(从西周开始的)政权的世俗化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从皇帝骗到贵族，骗到士族，骗到平民，一路坑蒙拐骗下来，推销的东西也从帝王才能消费得起的“长生不死药”到“伸腿瞪眼丸”，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些“大师”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功热”，甚至于近几年还招徒无数的“大师”王林，其“弟子”不乏政界精英、商业巨鳄、影视明星，为什么表面光鲜亮丽的他们到这里却如此无知了呢？须知这王林也不过是个“算命推销员”的高级形式罢了，放长线，钓大鱼，却敌不过“天道变化”，终究无法把自己等同于“神”，二零一七年一伸腿，一瞪眼，死了。只留下迷茫无措的“弟子”们还在一声声地问：“师傅去哪儿了？”
我想收敛住我的笔，不让它写下如此多轻薄话语，因为这已经成了目前我国的一大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其背后的实质又是悬在国人心头的梦魇。但我在说这些结论的延伸之前，请让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来结束这个话题，也使前文一直被插述耽搁的主线故事有一个最后的解释。
我在初中的时候曾经非常喜欢《周易》，为什么我能对蓍草算命的方法如数家珍呢？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真的学过，还用过，还曾对此深信不疑。分享三个我给自己“卜算”的经历吧。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初三的秋季运动会，运动会总体上很成功。回到家，随手一翻《周易》，翻到了《讼》卦，在此时我突然想到此次运动会对我们班来说并不成功，因为某一项的计时出现了问题致使原本我们班某位同学原本第一名最终名落孙山。为我们班着想的班主任(一位男老师)自然义愤填膺，找裁判组老师打抱不平，可裁判组老师丝毫不讲道理，两人差点打起来。我当时想，这不就是《讼》卦的内容吗？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初三上学期接近期末的时候。那时我总是被老师误解，自己十分委屈，但为班级利益(我是班长)总是逆来顺受。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我的母亲和一只欢快的鸟，第二天上学去了。回家以母亲为坤作主，鸟为兑作客，得《萃》卦，遂翻《周易》，看到其代表着“团结，主方顺从客方，坚持下去，终致误会解除”，想起那天老师终究理解了我，感觉“恍然大悟”。第三个故事是我们那届中考的前一天，我因为提前自招入二中自四月就入学无需中考了，便用蓍草占法给我们中学的同学们算了一卦，可惜算卦的具体数据丢失了，但得出的结论是在部分学科中会吃亏，但最终的成绩总体是好的。事实“证明了”我的“预测”，那一年的数学相对较难，分数也都不高。如此看来，我要成为“神算子”了，但其实大家是否发现这一点：在前两个事例中，我属于先经历事情再看“卦”，我对于这些事是有提前预知的，自然会把事实选择性地重点化。我后来再想，那一次运动会还出了不少事情，其中也有一些非常重要，那些事和《讼》没关系，但当我怀着虔诚的心态预定它一定合我的意之时，我看到了这一卦，它的名字、它的内容就会给我一种心理暗示，让我找出我记忆中和它符合的部分。其实我们学校的运动会年年都会有争议，但是这一步的思考在当时我的思维中已经不存在了。而第二个事例呢？我当时的处境和《坤》卦的逆来顺受包容一切的处境是一样的。那如果把“我”的《坤》改成象征火焰一般刚烈的《离》呢？答案是象征变革的《革》卦。我就会想：我与老师的关系改善了，这对于我，对于我们班都是一件改头换面的好事啊！如果把象征小鸟的《兑》换作象征老师不明白事情原委就发怒的《离》而自己还是《坤》呢？得到的是象征更进一步的《晋》卦。经过对比，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单一地只看这一卦才导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给自己心理暗示，让自己从“我与老师合作”而不是诸如“今天带来的影响”的方面去想问题。这就类似于大家去做性格测试、星座测试，不要光看这一个性格或星座像不像你，多看几个性格，多看几个星座，都像你。如果要排除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的话，可以把星座(性格)与对应的解释分离打乱重新分配给别人做，你就是下一个“大师”了。而我们从算命“大师”的角度来看富有教育意义的第三个例子。当我拿到了那个卦之后，面对着考试这件事，我全然不知它会发生什么，我敢给出怎样的预测？只能这么说了吧！可是哪次考试没有较难的科呢？我们初中哪次考试不是在全市名列前茅呢？这不就成了“无用的废话”了。可是“大师”们最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更可怕的一点是，你因为心理暗示使得自己越来越相信它，从而越来越相信“大师”说的话，越陷越深。比如“测字”的“大师”们，你看他好像是在端详这个字，实际上是在端详你，“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由职业习惯、性格导致的行为外化是可以被这些“老油条”们洞察得到的，然后他们再一开尊口，说些这样“无用的废话”，事便成了。就好比是变魔术，让你对魔术师的手吹一口“仙气”，“仙气”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为此分心的一刹那他完成了他的戏法。
我或许该给前面春秋战国时代公伯们参考算卦的事做一个解释和总结了。我同样举一个例子。《左传》中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展开城濮大战前，处于人数弱势的他也十分紧张，晚上睡觉睡不好，做了个噩梦。梦里，楚成王和他搏斗，骑在他身子上，打得他遍体鳞伤，甚至脑浆迸裂。他在恐惧中惊醒，召集重臣们为自己解梦。重臣们劝慰他说：“梦都是反的，不必挂在心上。这一仗是我们争霸中原的必须要打的一仗。赢了，我们称霸；输了，我们晋国表里山河，也不怕。”晋文公这才安下心来。他这是简单的解梦吗？解梦应该去找巫师，找“长者”，找他们干什么呢？就如历代史学家分析的那样，因为他实际上是借解梦之机看大家是否与自己齐心。春秋时期君主只为一众藩臣的盟主，尤其是晋国，公卿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发现他们支持自己，这才是晋文公作战自信的源泉。占卜也同样。我们才发现，原来占卜到了这一步只是一个手段。没人真正在意它是否是吉兆。又如武王伐纣，出师之种种迹象都是凶兆，但武王自己也说了(《尚书 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尚书 洪范》作为一个巫术时代到礼乐时代的过渡期作品，却处处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它讲到：卜筮是主意在自己、臣子、庶民皆拿不定时才启用，即使卜筮显示吉兆，卿大夫、士、庶民皆不同意，一样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那我们针对《周易》的态度应如何呢？它如何被我们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利用？我想，把它的神学化内容刨去，把它的神圣光环拿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西周中期民众思想及生活图景。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从《周易》里窥见了上古人劳动、生活、情感、战争、文学等诸多材料。又如钱钟书的《管锥编》一书，从艺术文学的角度赏析《周易》的语言美。再或者像原始意识研究者一样，从《周易》中找寻原始中国人的逻辑与思想，古今结合，提出现在的改进方案。或许也可像具有乾嘉史学倾向的年轻学者一样，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字频分析，分析它的形成与年代。最差也要像我一样，成为一个提倡大家用科学、理性、客观的眼光批判并超越《周易》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算卦可信吗？完全不可信。那《周易》呢？如果你想用它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是毫无用处。孔子曾说“不占而已矣”，荀子说“善易者不卜”，其实还是受到了当时迷信的影响。因为《周易》也好，各国上古的一切占卜书也罢，本质上只是原始“不可言说的秘密”的文字化，其演变的人类学过程我已在前面说了，而本质只是巫术时代的占卜手册。可是儒家思想有一个神奇又可悲的地方，就是喜欢把一些没有含义的内容赋予上这样或那样的含义。例如那部《春秋》，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就让《公羊传》《毂粱传》费尽口舌。然而可笑的是，他们总结的这些“春秋笔法”连《春秋》本文都无法自洽，这恐怕就是“多情却被无情恼”的一大例子。某种程度上，这也与现在“热门”的“内卷化”多少相似，总没有突破那个原本并没有很复杂的东西。《诗经》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很多古代劳动人民的民歌，到了这些贵族耳中却尽是藏着什么君臣大道，这些令人发笑的“创见”只属于提出创见的人，无需、更不配教育我们说“它写作时就是这样的”。我们能说《野有死麇》讲的是对于政治理想不懈的追求吗？我们只看到的是它作为民歌，讲的是在上古偶婚制这样一个人类学特殊开放的时代下，一个男青年追求心爱的女子，并在林中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香草美人”可以作为一种高洁的意象，但绝不能绑架并篡改其原来的含义。孔子在说《诗三百》“思无邪”之后，才把《诗经》以士大夫的要求添加了一层意思，结果传到后世孔子的前半句就被人忘了。《诗经》与“封建礼教”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被捆绑在了一起，人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难怪皓首穷经的腐儒们经过时代的变迁，从站着说话演变为跪着说话，现在更甚，躺在时代的棺材里，还要继续“传道授业”，他们说着：《周易》是哲学无法企及的啊！是科学望洋兴叹的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
科学的尽头是什么？我只能说，科学没有尽头，我们追求科学的方向和努力永远不会改变。即使我们掌握的科学尚且不完善，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内容，这都不是我们退一步而相信被篡改与过度解读的巫术的借口。我们不能拿着科学的大棒四处打人――我们深知自己的无知，但我们需坚持这个科学方法，扬弃巫术的存在。因为巫术在原理上并不是“神力”，而是比我们无知得多的古人在解释世界时把弱联系看成强联系，把实质矛盾的看成概念对立的――根据“相似律”与“接触律”所产生的思想。我们很难证伪神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明它就是存在的，那样不是进一步，而是退一步，“神”客观存在这一设定本身在哲学上就不能成立。请允许我援引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的一段精妙绝伦又通俗易懂的论证：如果世界有尽头，你就站在那尽头处，手持一支标枪把它投出去。如果标枪被投远了，那就说明世界是没有尽头的；如果标枪被弹了回来，那说明世界也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尽头之外还有一堵“墙”。我们坚信科学是条永无止尽的康庄大道，那堵墙便只能为我们而设，上面写着：尽头玄学，禁止前进。就好像《周易》的条文一样，故作玄虚让你自己去想，想来想去实际上是你自己回答了自己，却认为那是玄学的“神力”。当我们求知的标枪被弹回来的时候，不要灰心，让我们所有人一齐努力去推倒这堵墙吧！墙外是个新世界。
可悲的正在这里。我们被一堵叫作“传统文化”的墙限制着，我们总是自我安慰是在“述而不作”，可这也代表我们终究要受到那“墙”的限制，只得围绕它进行一切的创造。我们自称继承了“传统文化”，可是我们不应该是“祖宗怎么想，我就怎么想”，而要去想一想他们要追求什么，去想一想他们有什么局限与错误，去想一想吧！去批判地想一想吧。我还要说的是，现在含义下的“继承传统文化”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理性和价值，建设理想中的社会，而不是恢复什么，不是抱残守缺。可这又哪是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的时代能听进去的呢？我便明白了，很多最初提出这种口号的人，口头上说要“继承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谋划。那我们又何必和他们同气连枝呢？
“老祖宗”的时代不是个英雄时代，我们不是神话，我们没有受过普罗米修斯的帮助，我们没有受过狼群的喂养，我们不是一个拿着斧子、开天辟地者的后裔，我们不是用泥土捏出来的、鞭子甩出来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铸造大鼎然后乘龙登天者的子民，我们不是驾着车载着太阳者的同类。那些仅存于臆想中，存于超验的“彼岸世界”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祖先们也曾经历过迷信，曾经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尝试用自己贫乏的知识解释世界，曾经并且现在也是――产生了尊卑体制与人剥削人的制度，产生了彼此的争斗、国家的战争。而我们的祖先们，没有什么神力，只有比我们少得多的智慧，他们不知道欧拉公式，不知道欧几里德算法，不知道广义相对论，他们产生的世界观是如此简单，但不妨碍他们对世界的不懈探索，他们千年来的成果为我们所得，这些是我们需要继承与发展的事物――我们还要继承发展的是他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美的追求、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在这过程中的存在物，这些阶段性成果，无需被我们继承，只需要在我们敬仰的同时加以批判，并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与考察先辈们事迹的时候作为材料。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过往的人已经就木，我们必在他们之上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更高成果(这才是更高意义的积极的继承)。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由猿猴进化来的，而不是由“天神”退化来的。没有什么神怪，没有什么玄学，只有已知的科学与等待我们发现的科学。
可是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被精心打造的“神殿”，里面是“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神殿有个名字，叫“传统(糟粕)文化”，牌匾的背后，写着“玄学”二字。有一群祭司占据着权力的顶端，他们随时可以以“不合文化，不自信”为由抹杀着代表科学的新事物，科学有多少就败在这里。他们把祖先看作是神，祖先的经典看作是深不可测的古奥著作，随心所欲地杀着人。此时，就请你做一回厄伽曼斯，拿着科学与求知的标枪去反抗吧！那正像是阿芙乐尔号炮声已经打响，如潮的人们纷纷涌向冬宫。但我们知道，冬宫还在，权力还在，不平等的欲望还在，终究有人会再坐上那“守护者”“卫道士”“继承人”的宝座。
那就把宝座毁掉，牌匾毁掉，把书和屋子留下。
把祭司放出来，给他一身平民的衣服和一杆标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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