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年的法兰西classstruggle三年月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注：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他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译者注］式的头还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行政权力的一面，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即立法权力的一面，盖满了由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狂欢酒宴所留下的许多伤痕。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注向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进犯罗马就是进犯宪法，进犯罗马共和国就是进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Ⅴ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在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罗马自由。宪法第54条规定行政权力未得国民议会［注：从这里起到本文结束止，国民议会一词是指从1849年5月28日起至1851年12月止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同意不得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断然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恢复它最初的目的，可见它同样是断然地禁止对罗马进行战争，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党人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要诉诸武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山岳党以百倍的声音跟着喊道：“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怖的喧嚷声；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下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或其内阁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就炮轰罗马问题通过的决议，不过是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罢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借助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借助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所说，法军在罗马所进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有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仍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仍然不懂得，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仍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破坏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所束缚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竟已忘记就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吗？竟已忘记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内阁部长们无罪，从而业已承认炮击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吗？竟已忘记他在本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告的判决提起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着这一项条文。但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在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所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是议会范围内的起义。它指望被民众武装起义的远景所吓坏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去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因而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及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难道制宪议会顽强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的事实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不是有过由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那末为什么前一代的山岳党能做的事情，后一代的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是有利于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军队照其在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未及牢固组织起来，而且它是由老年人所组成的。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中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热烈渴望的，照例是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是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是与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的，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激动过巴黎无产阶级的行列。然而无产阶级是受它与山岳党联盟的束缚的。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握有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行列又因受霍乱瘟疫和迫使大批无产者离开巴黎的失业影响而变得松懈了——就是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但却是在已没有当时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拚命斗争的情势下重演这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责成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注视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开始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则已经成立好了，这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接受了1848年6月的流血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夜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了，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了“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里，跑到了“和平民主日报”[33]的编辑部里。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注：参孙是圣经里的神话英雄，据说有非凡的力量。——译者注］，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冗长、嘈杂而空洞的论争。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34]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所自命的称号。它残留在议会中的代表者，虽有6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而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把他的军刀供秩序党御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求摆脱其政治贱民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岂不正是这个以他们的盾牌，以他们的原则，以宪法为护身符的民主政党的自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分娩的苦痛中。它产下了一个“告人民的宣言”，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35]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各部部长、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即无非是表示要“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所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沙托－得奥出发沿着林荫路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路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的呼声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些呼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遭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胸腔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的会场所在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竭力挥动他那戏院捧场者的帽子，挣破他那巨大无比的肺，向朝拜者们头上冰雹般地撒出“宪法万岁！”的叫声，——这时，似乎游行者自己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来福枪兵在和平路和林荫路的拐角上为游行者准备了怎样一种全非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怎样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稀稀疏疏地发出“拿起武器！”的喊声，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有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路上被杀害，街道上愈来愈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拯救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及手工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徒然等候了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慎重的自卫军让自己的代表者去听天由命，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扰民众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则逃跑了。6月13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6月13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生存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这个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过阴谋，曾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的事实。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
巴黎置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于“被告地位”，后者则置巴黎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反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受到剥夺公权的惩罚。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科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什么刀剑，而是一根鞭子。残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保全名誉计，本应示威式地卸去代表职任。这样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秩序党在甚至再没有一种对抗的影子来促使它团结的时候，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一并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处，非法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递送员之后，却得到了国民议会讲坛方面的奖励。在法国全国各处，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概被封禁，里昂及其邻近5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清洗过许多次的大群官吏重受清洗——这都是反动派获胜时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办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提起，只是因为这次它们并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十足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而表示悔悟，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总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总有一个正统主义者的外省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总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其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政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值得惊叹的，并不是获得胜利的民众表现了宽仁态度，倒是保皇党人表现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而让民众战胜了他们。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象。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表示后悔他们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表示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复；梯也尔后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后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后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3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来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没有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在里昂及其邻近诸省造成的恐怖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从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甚至当最微小的共和仪式套语——例如以《Citoyens》〔“公民”〕一语称呼议员——受到违背时，也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一大部分拒绝投票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缺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入罗马[36]，以及随之而至的异端审判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使六月胜利又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陶醉更甚了。
最后，在8月中旬，保皇党人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已为好几个月来的保皇主义狂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以公然恶作剧的风度留下了一个由25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的意味却比他们意料中的还要深长些。他们原已被历史判定要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复，同时却又被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期，即其保皇主义的狂暴嚣张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撤销，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中，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旧的文坛代表“世纪报”[37]，转向于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旧的机关报“新闻报”[38]，转向于民主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旧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于社会主义。
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上层拆去，然而留下的群众却生长出了他们自己的头脑。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获胜后所干出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却已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其恐怖还成问题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对革命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A chaque capacité selon ses oeuvres！〔每个天才均按其所行而定！〕［注：马克思在这里戏弄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编者注］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主义者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39]，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务必要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出的话，务必要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会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所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尼姑们所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彭提弗里在外省碰到了为数并不少的约瑟夫。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烦恼的开导。宪法的修改，被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即各省议会的表决所阻碍了。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tantum mutatus ab illo！〔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它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给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党人因正统主义者往爱姆斯巡礼而产生疑心，正统主义者则因奥尔良党人跟伦敦[40]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双方的报纸都煽旺了火焰，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们相互间的企求。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企图摆脱宪法束缚的行为，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为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发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年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700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怯乞丐——角色，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意允许这种增加，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二中取一：Aut Caesar，aut Clichy！〔不做凯撒，就进债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发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又更加剧了波拿巴方面与内阁和国民议会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motu proprio》〔“出乎真意”〕[41]，拒绝对他那恢复起来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台幕，使他自己能在楼厅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未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42]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振翼飞腾的意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救出面子而提议要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书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议员，却是维克多·雨果。《Allons donc！Allons donc！》〔“滚开！滚开！”〕——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感叹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Allons donc！Allons donc！》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你以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相信总统吗？《Allons donc！Allons don！》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间的决裂，又因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的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表兄弟［注：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威斯特伐里亚前王的儿子，乘内阁议员们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主义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弄得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步，或者确切些说，弄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步，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高峰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所表示的愤怒，立即迫使波拿巴收回了这个竟将神圣东西与可恶东西，将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将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给这两个提议中的每一个以应有地位。多数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主义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无遗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波拿巴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所剩有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雾气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这件咨文中用颇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而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不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失掉人心，那末秩序党则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一方面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一时期是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被任为新内阁财政部长的是富尔德。把富尔德弄成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为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是必然补充着其余一切复辟，而与它们一起形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loup-cervier〔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把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排出政权范围或使其听命就范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难道所有这些二流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参加者，不会把在巨大的规模上从总体方面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那个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试图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Pas si bête！〔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free trade〔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看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43]；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年至年的法兰西classstruggle三年月日事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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